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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12月10日在祝捷声中，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一二�九”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讲话》
　　
　　半个多世纪中，我国的学生、青年、广大人民每当这个“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的“一二�九”纪念日都要举行集会、座谈、演讲等各式纪念活动，使青少年、新一代铭记这个曾轰动国内外、永载史册的日子。有时青少年读者们也邀请我去参加，我不止一次介绍过一位“一二�九”运动的女杰，是我国人大常委原副委员长林枫的夫人，原教育部副部级领导，她叫郭明秋。
　　她健在时，我曾多次到北京南沙沟她家拜访。那时她已年过花甲，体弱多病，头发花白，却是那样热情健谈，感情奔放，仍似“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的样子，具有青春活力。交谈中，很快把我带入那民族危亡、人民奋起的年代。
穿海青色长衫的人是谁？
　　
　　九一八事变时，郭明秋在察哈尔省宣化二女师读书。在学校里，她初步接触了进步思想，开始关心国家前途，人民命运。以后她随家迁到北平，转入曾得到李大钊支持的北平女一中就读，同地下党有了联系。她带领同学高唱流亡歌曲，她办墙报，她讲演，宣传东北人民要抗日的道理。同学有困难她又肯于帮助。1935年，她被选为女一中的校学生会主席。“一二�九”前，她又担任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执行主席。对运动的发起做了重要工作。当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长城内外，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根据党的指示，她随同彭涛、黄敬、谷景生、姚依林、宋黎等同志，直接参加到运动中，成为“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月9日这天，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签订了“何梅协议”后，要成立卖国的“晋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广大青年学生就在此时迎头痛击汉奸卖国贼，奋不顾身地组织起来，请愿、游行、抗议。这一天，作为学联主席的郭明秋同姚依林秘密穿行在几条游行路线上，同市委领导彭涛、谷景生等同志不断及时联系，暗中指挥。她同姚依林等人先在西单一家咖啡店里及时传递信息，联络游行队伍，及时同总指挥部议定应对方案。当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涌向天安门，军警大打出手时，郭明秋随同姚依林，不顾枪托、皮鞭及军警的威胁，高呼口号，保护同学，手牵手，臂挽臂，行进在一起，战斗在一起。震慑了反动派，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那一天，北京有些学校的学生没能参加上游行示威，心中的爱国激情未得到释放，一致要求再来一次大集合，将“一二�九”的爱国火焰烧得更旺。所以，又组织、领导了一场声势、人数都超过“一二�九”的“一二�一六”大游行示威。之后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将革命火种撒向秦岭、洞庭、珠江南岸。南下宣传团回北京后，白色恐怖更为凶狠了。“爱国有罪，冤狱遍布国中；卖国有偿，汉奸弹冠相庆”。党组织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保护同志们的安全，将他们及时分散转移到天津、河北等地。郭明秋被转移到天津，工作一段后，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派她与当时我党从事地下工作的天津市市委书记林枫假扮夫妻，掩护林枫做好党的地下工作。这位年方19岁的热血女学生，要同比她年长11岁的市委书记假扮夫妻，她感到很不习惯，不同意。她要求还到工厂去，搞工人运动。
　　一天，林枫以市委领导的身份请她去研究临时工作。她去后不久，房门开了，进来一位中年妇女，说是房东太太。这位太太环视一下屋内，笑问：“林先生，你总说，你的家眷快来了，怎么没见你搬家来人呢？”林枫扫视一下郭明秋，面向房东太太笑答：“这就是我的家眷，刚到，马上要去车站取行李呢。”
　　机灵的郭明秋马上向房东太太点了点头，问好，又慢慢说：“我初来乍到，以后请多多关照吧。”房东太太打量一下郭明秋说：“哦，好贤惠、漂亮的太太哟，以后多多来往啰。”
　　房东太太走了，林枫笑笑，悄声说：“小郭同志，今天若没有你在，可能要出大麻烦的。你看，这位房东太太对我单人在这里住已经有所怀疑了。”林枫又补充说，“我们要赶快搬家，这里不安全了。”
　　林枫根据党的保密和安全要求，重新搬了一个住处。他请郭明秋来看看房子，便于她来联系。正巧，这天英国租界地的巡捕又来查户口，巡捕狡诈地问郭明秋的籍贯、姓名等，她按照林枫刚刚教她的回答说，我们是江苏沛县人，他是上海��晚报驻天津的记者……
　　紧张的场面应付过去了。巡捕走后，郭明秋镇静下来。现实使她切实感到，这里多么需要她来工作呀。和上次一样，如果今天没有她在，林枫可能又要遭到危险，党的事业也可能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她决定留下来，在这个新建的市委机关、地下党的领导核心，帮助林枫料理好一切，让他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在敌人的心脏，在白色恐怖之下，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相互帮助、关心、支持，风雨征程中，结下了战斗情谊，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假夫妻变成了真伴侣。把崇高的爱情融汇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中。
　　在这个家庭里，郭明秋有时扮成家庭妇女，手提菜篮穿行于菜场、商店，掩护战友，传送情报。有时扮成阔少奶奶，戴金挂银，身藏黄金、银元——党的活动经费，巧妙地存入敌人银行。她渴望干更多的工作，天津市党委委员张秀岩大姐为她找到了一个女工夜校教员的公开职业。她干得蛮热心，蛮愉快。
　　一天，从夜校下班回家，见屋里坐着一位陌生男人，同林枫在悄声谈话。她放轻脚步进屋，他们两人同时站起来，两人个头相仿，身材高高，陌生人比林枫清瘦些，身穿海青色长衫，显得斯文、稳重，有风度。林枫是东北黑龙江人，憨厚、粗犷。林枫未向郭明秋介绍，穿海青色长衫的人先开了口，他操着南方口音微笑着说：“小郭同志吧，听说你是‘一二�九’运动女干将，还有彭涛、小姚他们，你们干得蛮好哩，发扬了五四运动精神。这次学生运动将会记载到中国历史史册上，震惊了国内外哟。你们有了这次锻炼，还可以做更多、更细致、更需要你们发挥作用的工作呢。”
　　郭明秋腼腆地笑笑说：“我初出校门，跟着市委领导干呗，主要是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她说着为他们倒了茶，请他们坐下，同时，心里琢磨着这位穿海青色长衫的人是谁？一定是领导。秘密工作，不该问，绝不能多问。
　　穿长衫的人细问了郭明秋家庭和在察哈尔、北京读书的情况，又问她到天津来一切都习惯不？得知她在夜校教书，他沉思一下说：“在女工夜校教书，不合适吧，秘密工作要同公开工作严格分开哩。”说完，他和郭明秋讲秘密工作的原则要求，要他们多多注意安全，等等。他很快走了。
　　客人走后，林枫果断地对明秋说：“我们得再找所更隐蔽的房子，要赶快搬家。你也马上辞去夜校教员的工作，这是党的秘密工作原则。”然后，林枫又悄声对她说，“省委要我做他的秘书，我们共同保护他吧。”
　　郭明秋感到责任重了，顺口问：“他叫什么名字？”
　　林枫想想答：“就叫他老戴吧。”
　　以后，林枫同老戴每两周接头会面一次。明秋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有时在门外转悠，有时装成出外买菜，将外门锁上，过一会儿再回来。
　　一天，老戴又来了，交给林枫一个灰皮小本，向郭明秋说：“小郭，你不是要多干工作吗？这回交给你一件正经的工作。”说着便打开小本，请明秋细看。告诉她要专心学，念熟，背熟。他坐下来耐心地教她识密码，翻译电报。此后又来过两次，一一教她，使她很快地成为熟练的译电员。
　　以后，老戴和林枫主持工作的北方局从天津搬到北平。有一段时间，老戴同林枫就住在一起，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明秋看他消瘦，有时咳嗽，深夜里在灰暗的灯光下还伏案写些什么或看书。明秋有时设法买点儿牛奶给他喝，有时冲碗姜糖水端给他，他总是客气地递给林枫，两人分用。他有时拿出《共产党宣言》和一些小册子让明秋学习，还常讲些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党的路线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以及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等等。明秋听得极有兴趣，感到心明眼亮，增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她很佩服这位老戴，感到他深谋远虑，见解精辟，工作不辞辛苦，平时说话不多，有时还能讲个笑话，幽默中讲出做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修养。明秋觉得这位老戴不止是北方局的领导，大概还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她不能多问，这是秘密工作的原则。
　　1937年夏天，老戴走了，说是去延安开会，可能不回来了。林枫这才告诉她，老戴就是刘少奇。

毛主席一席谈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方局又由北平迁至太原，以后又迁往临汾，筹备建立四个抗日根据地，准备大打游击战。党为了保存革命后代，将一些有了孩子的女同志都撤回了延安。1937年10月，郭明秋带着五个月的孩子来到延安，住在被称为“五风楼”（门窗无玻璃、透风）的中组部招待所，准备去党校或抗大学习。一天，一位操着广东口音、高个头、英姿飒爽的女同志来看望她，自我介绍是中组部的李坚贞，她带明秋到延河边，边观延安秋色，边散步，边谈话，了解了明秋一切情况。过了两天，李坚贞又带来一位更显飒爽的中年女同志，她头戴红星八角帽，身着蓝灰色列宁服，腰系皮带，显得腰身挺拔而苗条。她微笑着同明秋握手问好。李坚贞介绍说：“这位是蔡畅大姐。”她们简短谈话后，李坚贞告诉郭明秋：组织上要分配你担任蔡畅大姐的秘书，同意不？这是郭明秋未想到的。她觉得自己入党不到三年，革命经历浅，应该去学习。蔡大姐说：“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共同学习吧。”
　　蔡大姐帮助郭明秋安顿好孩子后，便安排、指导她工作。蔡大姐总是那样热情、亲切地放手让她独立工作，又耐心地给予具体指导。蔡大姐经常向她讲她的嫂嫂向警予和杨开慧聪明机智、临危不惧、献身革命的故事，讲毛主席和她哥哥蔡和森的深厚友谊，和他们热心探索改变中国命运的种种活动。蔡大姐看郭明秋爱看书、好学习，就把手抄的毛主席写的“江西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给她看，让她细读、深学，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调查报告，一口气读完，脑筋大开，知道了苏区老同志都是怎样工作的，毛主席是怎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这是革命胜利的法宝啊！进一步了解了毛主席的智慧和深谋远虑的思想。她多么想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呀！
　　1938年初春，蔡大姐带她去见毛主席了。那时党中央还没搬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在延安城里一个靠山的四合院里，窑洞式的平房，坐北朝南，院门口有一位拎着系红绸子大刀片的警卫站岗。很客气地礼让她们进屋，屋里陈设极其简陋，一张长长的白木办公桌，中间摆着笔、墨、砚，两边全摞着书。毛主席见她们进来，热情地请她们坐下，微笑问：“郭明秋同志，你是哪里的人呀？”
　　“察哈尔涿鹿县人。”
　　“哦，你们那里很落后呀，你一个女学生怎么入了党呢？”
　　“我是在北平读书时参加党的。”明秋答着，同时惊奇，毛主席对她的家乡、对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情况怎么这样了如指掌。
　　毛主席又问：“你在白区入党，都做了什么工作？”
　　“我跟少奇同志翻译电报。”明秋答。
　　蔡大姐立即向毛主席介绍：“明秋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女干部。”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哇！你是青年运动中的人才呀，蛮好的哩。‘一二�九’运动，就是准备了抗战的思想，抗战的干部嘛！”说着又转向蔡大姐，“你找个秘书很好呀，就是要从革命运动中选拔人才，要好好培养女干部，要多带多培养女同志哟。北平来的，上海来的，东北来的，各地来的知识青年都多找一些，也可以送到我们这里工作嘛。”
　　当蔡大姐和毛主席谈到中央妇委的工作时，说要多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还要注意写好文章，选明秋当秘书，就是因她是知识分子，又有革命锻炼。毛主席亲切地望着郭明秋说：“好哇，一定有文采 。写总结，写文章，要多学习鲁迅，要文笔简练，要思想敏锐，要慎重考虑，多多修改几次呢。”
　　郭明秋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工作中注意调查研究，多学习、多练笔，大量阅读了鲁迅的书。1939年，当她由晋西南重返延安，又在中央妇委工作时，便将晋察冀边区妇女工作的经验整理成一篇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妇女》杂志上。当时，还在晋西南担任区党委书记的丈夫林枫看到她的文章很高兴，捎信鼓励她，说文章就要写到这样，干净利索有深度就好了。望继续努力。
　　1941年夏天，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热情关怀下，郭明秋又回到离开两年多的抗战前线，同林枫团聚了。临别时，蔡大姐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女同志要进步，绝不能被孩子拖累，不能依附丈夫，婆婆妈妈，要注意学习，要锻炼独立工作能力，要能独当一面。”这些话，蔡大姐早在1937年就反复对郭明秋和其他妇女同志讲过，明秋一直深深铭记在心头。她在晋西南先后担任了党校教员、区委书记，在那吃着发霉的玉米、黑豆充饥的艰苦环境中，她为独立干好工作，先后将两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和老乡家，后因病、饿而死。当林枫已39岁时，他们才又抱上了娃娃。那正是抗战胜利，大批干部要挺进东北时，她想到了“一二�九”运动中，浩浩荡荡的革命步伐；想到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人们高涨的革命热情。她毅然果断地将心爱的两个宝宝送到了河北老家，自己轻装上阵，随着挺进东北的革命队伍，开始了新的征程。

远方的“儿子”
　　
　　“亲爱的郭妈妈：你近来身体好吗？哥嫂姐妹都好吗？我本应去看望你，可现在实在抽不出时间……”
　　这是我在郭明秋大姐家看到的一封来自沈阳苏家屯的信。信的落款是车生。车生是谁？
　　“儿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亲生的叫林炎志；一个就是他，车生。因‘文化大革命’，多少年动动荡荡，断了联系。在北京，开过林枫同志追悼会后，他们从报上看到了消息，母子赶来北京了。在这儿住了几天，给我很多安慰。”郭明秋向我简单地说明情况后，说，“你回辽宁，代我去看望看望他们一家吧……”
　　七月的一天，我来到了苏家屯，车生一家人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车生的母亲陈桂英紧拉着我的手，指着站在他身旁长得英俊帅气的小伙子说：“没有郭大姐，俺韩家哪能留下这条根，续上香火哪。郭大姐真是俺们的救命大恩人呀。”她眼含着热泪向我诉说起来。
　　1953年3月2日，正怀着身孕的陈桂英抱着她的小女儿由沈阳乘火车回苏家屯。上车刚坐定，火车轰隆一开动，她腹部突然下坠，一阵疼痛，她急忙抱着刚满两岁的女儿走进厕所。年轻的列车员发现她要临产，急忙通过广播呼叫接生大夫，迟迟没见大夫，却来了东北妇联主席郭明秋。她跨进厕所一看，满脸汗水的孕妇正手扶便池前沿大声呻吟。细一看，孩子已经露了头，多险！再迟一步，这小生命可能溜进污秽的厕所便池里，不可想象。凭着她做妇女工作，懂得一点点妇幼卫生常识，急忙洗洗手，壮着胆子下手为她助产。不断安慰她不要怕、不要慌，让她随着她的助产动作，大口呼吸、合理用劲。婴儿随着郭明秋抚慰、温柔的话语，随着列车前进的颠簸降生了。但是，婴儿脸色发青，没有哭声。郭明秋急忙倒提两只小腿，向后背叭叭打了两下，这个小生命哇的一声大哭，好像向列车里的人们喊叫，“我来了！”车厢里的人们都禁不住地涌向这里，祝贺又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郭明秋不顾擦一下自己脸上的汗水，急忙扯下自己脖上的纱巾，将婴儿拦腰紧紧包住，又去扶起那脸色蜡黄的产妇。给她用上自己的卫生带，一直护送他们母子三人到苏家屯车站，交代给车站上的服务人员。待车到辽阳站，她自己却带着一身血污下车走到妇联部门，之后随同姐妹们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
　　陈桂英母子回家后，一切安全，全家欢天喜地。这孩子的爷爷是位老花匠，第二天，他高兴地抱着一束珍贵的鲜花来到沈阳，四处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几经寻访，才找到了东北妇联，将鲜花送上，还没有看到救他孙子的郭大姐。待给孩子过百日的那天，陈桂英夫妇抱着白胖胖的娃娃来到沈阳，找到了郭大姐家，一见林枫同志，两口子愣了神，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郭明秋赶紧介绍说：“这是林枫同志。”林枫，照片上见过。这不是东北人民的领导吗？孩子的爸爸立即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张大嘴不知该说句什么掏心窝的话好。他一个普通工人出身，怎么一下子就迈进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官邸？做梦也没有想到哇。林枫也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我们和工人同志一样，都是人民中的一员，我愿意和工人同志多交朋友。今天在这里一块儿吃便饭吧，我们全家为你们庆贺儿子百天！”
　　“以后我们就是亲戚了。”郭明秋抱起百日娃娃高兴地说。
　　以后，他们真的像亲戚一样往来了。林枫亲自给孩子起名叫车生。郭明秋经常打电话过问孩子的健康和成长情况。
　　1954年，郭明秋与丈夫林枫由沈阳调进北京工作以后，还常给陈桂英和韩宝祥写信，关心他们的车生儿子，鼓励他好好学习。
　　陈桂英母子来北京探望郭明秋时，车生已经工作了，有了幸福的家庭。
　　郭明秋拿着她精心保存的车生来信向我说：“他们是最老实厚道的、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我有这样一门亲戚，感到很荣幸。”
　　那一天，车生一家为我办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还备了酒。饭后，母子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目送我远去。我被他们纯真的深情所感染，好像也走了一门亲戚一样感到那样亲切。想到明秋大姐的话：“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群众工作者应该多交一些劳动人民的朋友。可惜我交的太少了。如果我的身体好，能回趟东北，我要去看他们，若不，再请他们来我家住些日子。”
                   
从一盘玉米饽饽说起
　　
　　我又一次来到了郭明秋同志的家里，正赶上他们一家人团团围坐吃晚饭。饭桌上摆着一锅小米粥，一盘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饽饽，每人都拿着一块大口吃。小孙子也和大人一样，玉米面饽饽抹上豆腐乳吃得蛮香。
　　我试探地问：“北京粮站还供应小米吗？”
　　“这是延安老战友送来的。”郭明秋说，“他们不忘我们，我们也总想着他们。吃到延安小米，就想起延安的岁月了。”
　　“玉米面呢？”我又问。
　　郭明秋回答：“粮店供应。东北老家也送来，林枫是吃东北高粱、玉米长大的，他在世时，立下过规矩，孩子从小都要吃些粗粮，锻炼他们的胃口，也让他们不忘我们的家乡。”
　　大概正是他们早就对孩子进行过当普通劳动者的教育和锻炼，才使他们的孩子在那意想不到的黑云压顶的漫长岁月中，能够适应环境，自立自强，坚强地生活下去。
　　林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同“彭、罗、陆、杨”一起被揪上北京的万人大会场批斗的。那时，林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郭明秋是全国妇联常委、中央党校的校委委员和政策研究室主任。从此郭明秋被关，家被抄，房子被占，孩子四散。当时最大的孩子大学刚毕业，最小的才9岁。郭明秋大姐含着泪水告诉我，“至今，我一看到男同志穿着褐色塑料凉鞋的大脚，心就‘咯 ’一下，怦怦跳个不停”。
　　那是1967年秋，她被押进中央党校大会场，为林枫陪斗。她站在台角，极力想转身看看几个月不见的遍体鳞伤的丈夫林枫，但是她被强压着弯腰低头做“喷气式”，只能从两腿缝隙中盯盯看着高大的林枫那一双穿着褐色塑料凉鞋的大脚。林枫已是多年心脏病的患者，竟然让他九十度大弯腰，一动不许动地挨批斗。她心颤抖，两眼迷茫。从此，郭明秋不知丈夫林枫的下落，自己也身陷囹圄。在被隔离时，她眼前总是出现一双褐色塑料凉鞋的大脚和脚前点点的汗水痕迹，那一双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艰难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大脚啊……
　　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当年蔡妈妈抱过、亲过的儿子林炎志，经过艰苦磨炼，曾患肺结核，大咳血。又经历了六年的牢狱之灾，在父亲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来后，才被分到了一个街道无线电小工厂。他一直默默地拼命苦干，脏活、累活他抢着干，生产技术他专心学，对工人师傅虚心、尊敬又关心。工人师傅不知他是什么人家的孩子，都很喜欢他，只觉得他忠厚、朴实，和工人心贴心。在那政治挂帅最艰难的日子，他竟光荣地入了党。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他第一批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由于品学兼优，他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兼任全国学联主席。他的被发配到大西南山沟里当工人的姐姐，也发愤图强，考取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另一个姐姐仍留在山西一个工厂工作。
　　就在我同他们同桌吃玉米饽饽那一天，明秋的儿子林炎志回来了。他确有北大荒人的遗传，高个、宽肩、圆脸，但文明的举止，纯正的京话，又显出清华学子的风度。这位80年代的学联主席，是向30年代的学联主席——他的妈妈报告，他将要率领中国学联代表团出国访问。饭后，明秋大姐带我到他儿子的房间小坐。又出乎我的意料，他的房间里，没有当代青年人爱好的沙发、茶几、组合家具，却像个生产车间，散发着强烈的机油味：一张三屉桌，两把木椅，五个高高的书橱，分别摆满了古今中外的文史和科技书籍。房中占地最大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案板，板上装着两台钳床。明秋大姐看我感到新奇不解，特加说明，这是他们花三十元钱买的废品，自己修好了，用用方便，也是他的爱好。她说：“我儿子是工人，喜欢干活，不忘干活，见机床就亲，见厂里的师傅更亲。我家里常有工人师傅来做客。”
　　林炎志说：“没有工人师傅，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看电影《牧马人》有强烈的共鸣，止不住泪水，劳动人民是我们的脊梁。”
　　这就是他们的儿子，革命后一代。
　　回到客室，明秋大姐又谈起了林枫是怎样教育子女的，她仰首望着墙上悬挂的、衬托鲜红枫叶的林枫同志巨幅照片，深情地说：“林枫常常引陈毅的诗句，‘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先锋’。遵循这种精神，老一辈、少一辈都沿着‘一二�九’的精神走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