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赵郁秀文集｜儿童文学｜原创｜

　　2004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崔璇文集》出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魏巍、陈明、曾克等文学前辈，还有延安文艺研究会的学者及专家、教授等。会上论坛者评析崔璇作品时，不少人提到茅盾先生对崔璇小说的精辟评论，此评论前茅盾先生有“文前说明”：《鸭绿江》编辑赵育秀同志在一年前寄两本书给我，要我读后提点儿意见。我只读了一两篇，别的事情就来了，一搁就是一年，没有时间再读；可是读过的两篇中，其中一篇，至今我还记得它的轮廓……为了想借它来说明问题，我又找出来读一遍……
　　会上，有的发言者不知茅盾所提赵育秀何许人，如何能在四十多年前向茅盾推荐崔璇作品，此人是否比现已85岁高龄的崔璇还年长？
　　我悄悄站起报告：赵育秀就是本人，现名赵郁秀。
　　半个世纪前，崔璇任辽东省文联主席，我是她属下的一个不满20岁的小编辑，1953年，崔璇将我推荐进京考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二期，后改为文学讲习所）。1955年毕业后到辽宁省作协工作。1962年我任《鸭绿江》杂志编辑时给茅盾寄去崔璇的短篇小说集《迎接朝霞》……
　　那是难忘的1962年，在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强调发扬民主，提出“三不主义”，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终有一天要做西楚霸王——别姬。”经过反右派、大跃进的紧张年代之后，这时政治空气活跃起来，文艺界也由阴转晴了。8月盛夏，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主持，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协助。周立波、赵树理、康濯、胡采、陈笑雨（马铁丁）、马加、李束为、李准、刘澍德等二十余位全国著名小说家、理论家出席了会议。辽宁作协派我列席。列席会议的还有《文艺报》的组长唐达成（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人民文学》组长涂光群，共三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偕夫人及儿孙在大连度假，据说他率团参加莫斯科的裁军大会回来，一路劳顿，身体不适，医嘱休息，但他自始至终出席会议。会议上午研讨，下午参观、游泳，晚间舞会、电影，历时十余天，谓“神仙会”。
　　此时我供职的《文艺红旗》杂志正要改刊名为《鸭绿江》，派我去大连听会，同时要请各名家为新刊《鸭绿江》赐稿。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请文学泰斗茅盾赐稿，他难得来辽宁，不能放过这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作协以及我们辽宁作协对领导都不称官职，比如不喊邵主席，称荃麟同志，对赵树理都喊老赵，对文化部长茅盾称茅公。50年代我在文研所学习时听过茅公讲课，也知道他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改学制三年，去南方旅行等建议都是他提出的，开办文研所的经费也是他从文化部经费批拨的。同学及老师们十分感谢他、崇敬他。
　　大连会议开头几天，每当茅公走进会场，大家便肃静起来，正说笑的人立马板起了脸，我更是坐在最边角之处一声不吭。而茅公听大家发言却极认真，常亲切发问、插话，有时拍着他随身携带、得空便读的一部好像是《林则徐日记》谈古论今，说林则徐是爱国志士、英雄人物，但他还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一面，人无完人，均具个性。又讲唐王李世民怎样善用人才，魏徵怎样刚直不阿，隋炀帝怎样刚愎自用，他们都是帝王将相，都各有特征。文学就是要从生活出发塑造各种有血有肉、有鲜明特征的典型人物，不要回避现实。农民是小生产者，不能硬割他们的尾巴。英雄人物要写，中间人物也要写，他们是有特征、有缺点的可爱的人，如李双双、喜旺、老坚决等。有一次他还有声有色地讲到他去苏联在街上怎样被小偷掏了包，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尽善尽美，要真实反映。但，写要“投鼠忌器”。他剖析了很多优秀短篇，如茹志鹃的《百合花》、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对心理分析、细节描写都谈得十分细微，惟妙惟肖。看来他对当时的作品读得极其认真，对后起之秀是热情关切的。有人告诉我茅公现在心情好，畅所欲言。头几年大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他身为作协主席、《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就是请假不参加会，还正式给作协党组写一信，说脑子有病，头痛。见人也不吭声。这次真的是来大连养病，竟侃侃而谈。会上有时李准、陈笑雨等活跃人物还贸然插话，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严肃拘谨之感逐渐消失了。
　　当时出席会议的只有一位女作家、邵荃麟的夫人葛琴，她曾写过一部电影，是取材于大连的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的事迹，大连文联和铁路局先后请她去座谈讲学，都是由我带路作陪，她不用汽车接送，是位极淳朴、和善的老大姐。在大连宾馆吃饭时她总是拉我坐荃麟同志一桌。我和大家一样，都不愿意坐主桌，不是怕荃麟同志，都知道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地下党员，大理论家，我读过他翻译的陀思托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很崇拜他，他体重不足百斤，饭量极少，年轻体壮者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大吃，大谈，只有侯金镜固定陪坐。侯戴着深度近视镜，斯文凝重，一口北京腔且能全听懂荃麟的娓娓吴语。他的夫人胡海珠是江苏人，是我在文研所时的同学、同屋。我去过他家，那时他是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他也指令我陪葛琴。还有年长些的周立波、胡采等作家也被指定。
　　那时我不满4岁的女儿星星正随爸爸在大连，也住在大连宾馆，她时常跑到我这边来。有一天茅公在走廊上看见我领着她，便上前逗引她玩。以后有时给她带来糖果，有时把他的孙女、孙儿领来让他们同游戏。看她光头穿裙子，故意问：小囡的头发哪里去了？小囡啥人？小囡爸爸做啥子事情？原来，我曾不敢搭话、看去很严肃的大文豪还是这样平易近人、普普通通，我不再那样拘谨了，考虑如何进入我的“主题”了。正巧，辽宁省委文化部长、音乐家安波陪同周扬同志到达大连。一天下午，共同去夏家河子海滨游泳，安波同志嘱我多多关照茅公夫人孔德沚大姐，她身高体胖，又是“放足”，行动慢。
　　我早在文学史料上知晓，当年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预科中文系学习的沈德鸿（茅盾本名）肄业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立即被选入编译所，同年长他二三十岁的留学英、美的老先生们打上交道。一位年近五十、最早在中国翻译《无猫国》等英国童话、被称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的孙静修老先生看中他，他们合译了一系列国外科普读物。同时孙先生又发现这位二十多岁小青年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集”极熟，于是又约他合编一部《中国寓言》。这可算为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1923年竟三次再版。就是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办公时需以英语同老先生们对话的青年才子沈德鸿突然被召回故里，要同一位从未谋面、目不识丁的孔姓女子完婚。现代人一定不可理解，那是他四五岁时由祖父指定的娃娃亲。沈、孔两家门当户对，但孔家的传统礼教极深，女人“小人也”，早缠足、不读书。嫁到沈家后，开明的婆母先让她放足，又学认字，还让她随丈夫到了上海。
  安波部长小声告诉我，听说孔大姐于30年代随茅公在上海还参加过共产党呢，鲁迅逝世时，治丧委员会还选派她专陪孙夫人宋庆龄，人家很有工作能力的。我理解了安部长的意思：沈夫人不是一般家庭妇女，要精心关照。
  我扶孔大姐慢慢下海，一会儿她又走上来，让我带女儿星星游泳，她自己在沙滩漫步。我带女儿边游边不住扭头看望，一不注意，见她不慎摔倒了。我忙过来扶她坐到太阳伞下，她闭上了双眼。我看安波陪茅公游进大海深处，忙把女儿托付给一位解放军小战士，我向深海急游去。我悄声向安波口头汇报了情况，安波命我快回岸护理。只见安波靠近茅公笑说，沈部长，里边水凉，我们往回游吧！待他们到来时，沈夫人已睁开双眼慢慢行动了。茅公笑说，无来事，无来事。这时我的小女儿见我已游回岸，便离开看护她的小战士，张开两只小手边喊着“妈妈”边向这边奔跑，在软软的沙滩上她跑几步便要摔跤，爬起来又喊又哭。我在孔大姐身旁不便离开，只能摆手制止她别哭，很怕安部长批评我。未料茅公却披上浴衣连喊小囡、小囡，三步两步迎上去，扶起了趴在沙滩上的小囡，紧牵起她的小手，拍打她身上的细沙。见她还不住地回头，他便牵着她的手沿她跑过来的小脚窝回走，慢慢拾起她丢弃的贝壳，边拾还边用手晃动，指着大海波涛说些什么。小囡不哭了，一手攒着贝壳，一手被部长紧紧牵着，牵着。安波部长望着这一老一小手牵手在金色沙滩上悠悠漫步，不仅没有批评我，还微笑着说：可惜没带相机，这一老一小，一位文学巨匠，一位乖乖小囡，迎着阳光、沙滩、大海手牵手，是多好的镜头、多好的画面啊！
　　这天晚饭时，茅公路过我们的餐厅，荃麟同志又请他坐坐，询问孔大姐身体情况，茅公连说：蛮好，无来事！他们又聊起来，竟从孔大姐体胖喜欢吃梅干菜扣肉说到鲁迅先生也喜欢吃这道菜，又从扣肉说到养猪。茅公说，他小时候在江南老家跟着祖母最感兴趣的是喂猪、养蚕。他说祖母身边的用人提着泔脚水桶喂猪时，总是捂着鼻子，嫌臭，祖母从不捂着鼻子。那胖胖的小猪一看祖母过来，就紧摇尾巴哼哼叫着，像唱歌似的，蛮好玩。他有时也帮祖母提泔水桶，喂小猪宝宝。更感兴趣的是随祖母喂蚕宝宝，那绿绿的桑叶、白白的蚕宝宝吃着桑叶刷刷地响，蛮有节奏，蛮好听，蛮有趣哩。
　　听着茅公对童年生活的简述，使我想到在文研所时学习茅盾作品专题，已了解到茅盾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是清末秀才，拥护维新变法，爱好科学，所以他不让长子茅盾进祖父执教的家塾，而让茅盾的母亲教他学新学。他的母亲，大家闺秀，能写会算，知书达理，善管家理财。他的祖母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总是喜欢和长工一起养蚕、缫丝，她持家勤俭，严教儿女，总将聪明的长孙茅盾带在身边。
　　由此我又想到了茅盾名篇《春蚕》、《秋收》、《残冬》三部曲，这里描写的蚕农老通宝和他的孙儿小宝是那样的栩栩如生，老通宝望着桑叶抽芽好似孙儿胖胖小指头般可爱，孙儿小宝仰脸看着绿绒似的桑拳头，边跳边拍手唱，“清明哨口，看蚕娘娘抽手”，这三部曲里酣畅淋漓地描摹出一幅幅具有鲜明时代形态和江南地域特色的风景画。诗意中蕴涵着深刻的哲思，真实地反映出茅盾儿时的切身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
　　第二天晚饭时，坚决不上主桌就餐的赵树理没来吃饭，说感冒了。立即请宾馆医生诊治，开些西药，他不吃。这位“老西”赵树理地道农民本色，不游泳、不跳舞，满桌海鲜他很少动筷，雪白的馒头、白米饭他不吃，一日三餐离不开黑面馍（宾馆特为他做全麦粉馒头）外加老陈醋和油泼辣子。他坚决不吃西药，我陪他去买中药。华灯初上时，我们走了几条街，才在天津街找到一家已关门闭店的中药房。回到宾馆，赵老服药后，我刚要离开，迎门进来了侯金镜和茅公，他们前来看望老赵。看赵老病情好转，他们便聊起中药的作用，都很内行。这我才知道茅公的外祖父是坐堂名医，父亲、祖父也都精读过医书、懂医术。茅公笑说：他们开的药方，有时有方无效。他说他在八九岁时父亲生病卧床了，吃了本家药方不见成效，祖母便到城隍庙去求神许愿。他们家乡乌镇，每当阴历七月十五城隍庙举行隆重庙会，众信徒抬着坐有城隍老爷像的大轿出游，轿前轿后还有鼓乐、“地戏”等助兴的队伍浩浩荡荡。求神许愿者要将自家的小男孩扮成“犯人”，脖子上挂着银锁跟在“地戏”人群后边行走。八九岁的沈家长孙茅盾也被扮作“犯人”，一路听着震耳的鼓乐，一路观光街两旁欢乐的人群，紧迈快步。大约绕镇走了十来里路也不觉累，感觉很好玩很热闹，还没有走够。回家后听人说起走在他前面的鼓乐和“地戏”表演得多么精彩，他又有些懊悔了，如果他不当“犯人”，趴在自家的楼窗上，看着一年一次的大游行该是多么的开心、多么的过瘾哪！不过他是为爸爸治病许愿，如果爸爸的病真的好起来，他这小“犯人”默默走上几十里、几百里也心甘情愿。谁料一年之后，爸爸病故了，年仅三十多岁，他不足十岁。父亲临终前由母亲记下了父亲的遗嘱，他深深记住了一句话：“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他还深记着母亲亲笔写的挽联里的一句话：“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这晚，三位文豪关于中医中药的谈话，我没记得什么，但是茅公儿时被安排向神许愿当“犯人”游行及他父亲年纪轻轻便病故之事，深深震撼着我。当时我便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共和国部长，虽然未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学好理工、科学救国，但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巨匠、时代号手，又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领军人，他少年时代的生活阅历是那样的丰富、不凡，又普普通通，他总是和平民百姓紧紧牵手，同呼吸、共命运，难怪他的著作能那样脍炙人口，堪称宏阔史诗，永存史册。
　　茅公平时好像不苟言笑，但是谈起他家乡的故事，是那样充满情意、饶有风趣，江南的风土人情吸引着我、感染着我，使我想到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什么时候我能到那韵味无穷的江南古镇去走走看看，得以熏陶呢！
　　有了这两三天同部长、大师平凡的接触，我可以单刀直入向茅公约稿了。虽然我曾寻机向茅公介绍过我们要改刊的《鸭绿江》简况，下过毛毛雨，他还是很认真地问：为啥子要改刊？改后打算怎么办？都请谁写了文章？我说请了老舍、沈从文先生等。他笑说，你们蛮有办法哩，蛮好，他们都是大手笔，我没啥子好写，不成文章。还说，你们还是请当地作家多写，特别注意多发青年人的文章哩！我连连表示一定努力。我又说明，我们杂志由从北京新来的戈扬同志任编辑部主任，她嘱我，一定请您支持我们改刊。他想想说，戈扬是能干的女将呢，办《新观察》杂志蛮有办法的。还问我她爱人胡考现在哪里？他能画也能写，工作了没有？这时戈扬夫妇都刚摘了右派帽子，胡考还没分配工作。茅公却如此了解他们、关心他们，这同他关爱蚕农老通宝一样关爱着受过磨难的人，他的心、他的情总是倾注于弱势群体哟。之后，他便很谦虚地向我说，他手里有些读作品笔记，不成文章，看看可用不？我喜出望外，要立即随他取稿。他说莫急，要整理。第二天开会前，茅公果真交我一个鼓鼓的牛皮纸封筒，打开一看，是用毛笔小楷竖写在黄色宣纸上的《读书札记》，约四五千字，共评了四个短篇，有孙峻青的《交通站的故事》和《鹰》，有管桦的《矿野上》和《葛梅》。前言写道：五六月间，委有任务，读了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优秀小说若干篇……《文艺红旗》将改版为《鸭绿江》，嘱写短稿，仓促间不知何以应命，不得已遂将此项笔记拣数则付之……
  文稿字迹清新、工整；评点细腻、深刻，画龙点睛，由浅入深，又颇有感情，使人一口气读完。我高兴得连连道谢。当时在场的唐达成同志也为我庆幸。他说，我们在北京也不容易拿到茅公的手稿呢，这次，你是独家，收获大大。
　　茅公的《读书札记》于1962年10月改刊的《鸭绿江》第1期头题发表了。发稿后我给茅公一信，深表戈扬同志及我们全体编辑的谢意，同时希望他能继续赐稿。为表示期望他能评点我省作家作品，我随信寄去了崔璇的《迎接朝霞》和韶华的《巨人的故事》两本书。他很快回了信，以表谢意，又寄来了《读书札记之二》，评的是马烽和王汶石的短篇，四五千字。我们当即决定于1963年第1期头题发表。发表后我又写信致谢、约稿，不久，茅公又寄来了评韶华同志短篇集《巨人的故事》中的《渴及其他》，刊于《鸭绿江》1963年第3期。1964年，上海《萌芽》创刊，于第1期头题发表了茅盾评崔璇小说《迎接朝霞》，即本文前面所提的“文前说明”。
　　茅盾对《迎接朝霞》的评介题为“举一个例子”，共五六千字。我读后高兴又懊悔，悔不该同部长停止联系，这篇好文章明明该《鸭绿江》发表，岂能外流？我立即提笔给茅公写信。不久，又收到了他的亲笔信，说明《萌芽》主编哈华同志见《鸭绿江》连发他的文稿，便赴京登门拜访、索稿，他无奈便将已写好的评崔璇小说一稿给了他们（以后哈华同志写信并曾来沈向我致谢），待他有暇时可以再给我们写稿。但目前不行，他正领受一个评《红楼梦》的任务，他想写得短些，但短文也要苦读大量资料和几十部书，身体不佳，实感吃力，致歉，等等。我知道博览群书的茅盾对《红楼梦》熟悉到可以随口背诵，岂不该挥笔成文，但是他仍认真苦读、严谨治学，真格做到“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以后，我看到《文艺报》上真的刊登了他评《红楼梦》的文章，确实不长，但见解精辟、颇有深度，真乃“字求其训，句索其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立即想象七十老翁于炎炎夏日伏案笔耕的崇高形象，看到一代文豪严肃治学的姿态，以此为楷模，永远激励自己。他的来信我精心保存。不料，1966年“文革”狂风起，造反派抄家时使我精心保存的茅盾先生及老舍、沈从文、刘白羽等很多著名作家的来信都遗失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每想及此，痛楚不已。
  但是，更使我痛楚的是1962年难忘的大连会议召开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上，毛主席老人家又发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名言”。当时周扬部长立马打电话给安波，告知他在大连的讲话不算数，废掉。我听后浑身“拔凉”，立即藏本。随之，大连会议被定成“黑会”，邵荃麟同志被批为“反党分子”，茅盾“靠边站”，侯金镜等为“黑线人物”。待到“文革”浩劫，陆续听到周立波、赵树理、陈笑雨、侯金镜等不少作家的悲惨命运，我更为痛楚不已。难忘1962……
　　弹指一挥，岁月如歌，不觉四十多年过去，茅公离开我们也近半个世纪了。近几年我有暇拜谒了茅盾在北京的故居，也游历了浙江的乌镇，那正是油菜花开、遍地金黄的明媚春季。见这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排排明清古建筑，四门八坊，楼台阁廊，水巷交错，亭榭堤桥，真个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里不仅有古朴、幽雅的茅盾故居、纪念堂，还有我党一大女代表、马克思主义先驱王会悟和老科学家兼革命家孔令境纪念馆。王会悟家同沈家是近邻、远亲，沈家两代人都接受过她的革命思想影响，真是人杰地灵。在这里，我看到了修旧如旧的城隍庙、将军庙，看到了茅盾曾就读的立志学校，看到了“林家铺子”，看到了养蚕、缫丝的作坊……茅公曾讲述的一幕幕多彩的童年生活齐映我的眼帘。一代文学大师就在这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成长，今天他们夫妇又静静安睡于这江南故里。不断有“红领巾”们前来献花，致敬，默诵诗文，他永远牵着水乡孩子们的手，牵着小囡的手，牵着人民的手，他以一生心血建立起的中国文学的丰碑，永远在人民心中耸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