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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徒生奖的“规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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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一度的安徒生奖对于我们的最终意义，或许不仅仅是哪位作家获奖，而是对我们正在发展着的儿童文学有何启示。
上世纪 80 年代初，关于 IBBY 的信息才进入中国，而这时离 IBBY 开始颁授安徒生奖已将近 30 年，它已经得到了国际儿童文学界较普遍的认可。这些年，国内儿童文学界对这个机构的了解逐渐增多，但还称不上熟悉。我当然也知之不多，却因为关注它所颁授的获奖作品，对它的留意与思考相对多一点，遂生有如下五说。
是“作家奖”而非“作品奖”
IBBY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B”类组织的国际少年儿童文学读物理事会 International Board onBooks for Young People 的英文缩写，是一个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非营利组织，也是一个具有较高权威的世界性儿童文学读物评议机构。1954 年，该组织决定从 1956 年起颁授以安徒生命名的国际儿童文学奖，即人称“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的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每两年奖励一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成就杰出、贡献卓著的儿童文学作家(1966 年起增添一位画家或图画故事书创作家)，奖品是镌有安徒生头像的金质奖章一枚，受奖者必须是在世的。这项大奖，只授给一生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竭尽才智的儿童文学作家，它同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一生只能获得一次，一旦获得了，就拥有了终生的荣誉，所以我一开始就把它叫做“作家奖”——“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作家奖”。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史》里，我就开始这样定称，不管后来人们如何称呼，我都始终坚持这样称谓。它所表彰的是该作家一生的文学造诣和建树及其一以贯之的、卓有成效的相关文学活动，同时也有表彰该作家所在国为儿童文化工作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之意，意味着该国家对儿童文学事业有较多的投入和嘉勉。因此，历史上，这项大奖多授给年事较高的作家，从没有授给年轻作家的先例。我将其定位为“作家奖”，是因为后来 IBBY 实际上颁发了许多以安徒生命名的作品奖、提名奖，录入IBBY 的表彰榜，授予荣誉证书，而这类奖是可以被多次授予的。例如俄罗斯去年弃世的国歌歌词作者米哈尔科夫，他不曾被授予过该项大奖，却曾三次因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活动被 IBBY 荣誉表彰。
不止是米哈尔科夫没有，整个苏联几十年里都没有人获得过这项大奖，然而至少有 20 位作家获得过以安徒生命名的鼓励性、表彰性的荣誉，我所知道的就有俄罗斯作家、诗人巴尔托、米哈尔科夫、托克玛科娃、阿列克塞耶夫、扎霍杰尔、阿列克辛、梅德韦杰夫、阿肯姆、波戈廷，乌克兰诗人恰雷，爱沙尼亚童话作家拉乌德，摩尔多瓦童话作家、诗人万格利，土库曼作家、学者坦格雷库里耶夫，鞑靼诗人格利耶夫，吉尔吉斯作家别歇纳利耶夫，塔吉克诗人拉德查勃，塔吉克诗人拉希多夫，拉脱维亚诗人基耶多尼斯，白俄罗斯诗人维特卡，巴什基尓诗人卡里姆。有些人把获得过这一类鼓励性奖誉的作家笼统称为“得过安徒生奖”，造成了诸多误解，以讹传讹，让人莫衷一是。
关心儿童的艰难处境安徒生奖的评奖标准中，理所当然地重视人文关怀，重视人性开掘和人性建设，重视给孩子讲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富有，什么是战争和饥饿。它“能为全世界的儿童打开通向人类生活的大大小小的窗口”，“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开通一条道路，给全世界人带来幸福与和平”(斯洛文尼亚女作家埃拉·彼西亚语)。它重视儿童心灵最易遭受的创伤问题，比如社会动荡与家庭破碎的不幸，比如儿童权利、童年特性、儿童独立人格受漠视受侵害给孩子带来的身心伤害，它倡导把儿童文学书写成一盏盏明亮的心灯，帮助孩子去“发现用别的办法发现不了的东西”(林格伦语)。所以，那些读起来没有艺术感、没有深层内涵的作品，那些并非来自生命的感动、来自心灵的力量、来自情怀和思想的大器、来自独特经验、来自非凡才华、来自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思索的作品，是不能被评委会一致首肯的。
提倡文体的多样性虽不是硬性规定，但安徒生大奖倾向于授给在一种以上的文体创作方面都有建树的作家。最早的安徒生大奖得主伊莲诺·法杰恩(又译为法吉昂)
的名作中，就既有童话也有小说，或介于小说和童话两者间的童话小说；凯斯特纳既有小说名著，如《爱弥儿和侦探们》《两个小路特》，也有童话名著，如《5 月 35 日》《从火柴盒里跳出来的小男孩》；罗大里既有诗歌名作《一行有一行的气味》《一行有一行的颜色》，还有人所共知的童话名著《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等，其小说也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介绍到我国，甚至，罗大里的文学成果中还有理论著作《童话文法》(或译作《童话法则》)。林格伦的著作中，童话、小说、回忆录诸类文体的作品齐名。
作家对儿童是否“专一”
安徒生大奖一般不授给从成人文学向儿童文学转身的作家，纵然其转身很漂亮很华丽。譬如美国的 E.B。怀特，尽管他从《纽约客》幽默随笔专栏作家转身而为童话作家，为成人也为孩子写出了能让全人类共享的、各个时代共享的童话作品，虽只三部，却迄今都代表着美国童话的最高成就，根据他的童话拍摄的电影则屡创美国电影的票房奇迹；譬如英国的罗·达尔，晚年由誉满西方的侦探小说创作转向儿童文学创作，其作品每一部都那么优秀，甚至于让有的中国学人用这样极端的语言来强调他的《女巫》的卓越：世界上最好的童话是哪一部？《女巫》，《女巫》，还是《女巫》！我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达尔幻想小说之又多又好：“上天把各种文学创造天赋像暴雨一般幸运地浇落在达尔身上。”达尔作品的艺术质地无疑在许多56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上，但是安徒生大奖并未授给达尔，直至他辞离人世。顺便，我也想在此说到英国的琼·艾肯的一些童话，其想象力超常丰富，是一个幻想文学的大家，但是由于她前期的作品儿童文学特点不够明显，也并未参与儿童文学界内的活动，所以终其一生也无缘于安徒生大奖。
重视整个国家的参与程度安徒生大奖的评授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因素之一是，它大多是授给在国内国际已经获过各种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譬如克里斯蒂娜·涅斯玲格在获得这项大奖之前，曾获得过德语儿童文学的所有大奖：弗雷德里克·伯克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奥地利儿童图书奖、维也纳青少年图书奖等等。
因素之二是，它适当地注意了被授予的对象要有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只有这样解析，才能说明为什么德国普雷斯勒的童话如此普及于世界，以至于日本上世纪 70 年代就成立了“普雷斯勒童话研究会”，却未能获得此项大奖；同样的情况在美国或许更多，譬如《时代广场上的蟋蟀》的作者乔治·萨尔登、《尼姆的老鼠》的作者罗伯特·C。奥布赖恩，就其文学品质论，按理都应该是达到安徒生大奖的资质的。反过来说，有些作家虽然被授予了安徒生大奖，但其作品并不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并且不止在今天，即使在将来，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未必能走进世界儿童的书包。儿童文学作品的传播，归根结底靠的是作品多大程度上被孩子接受，即可读性、可理解性、受青睐程度。
儿童文学的阅读说到底是多大程度上能被儿童自发地接受，顺利地抵达它们所预设的读者对象。孩子绝不会因为是安徒生奖获得者的书就去“硬着头皮读”。“硬着头皮读”是成人的事，首先是儿童文学学人的事。
因素之三是，与本国的儿童文学读物联盟、儿童文学评议机构的运作能力、财力、影响力有关。
这种机构许多国家都有，例如在俄罗斯叫“RBBY”，在日本叫“JBBY”，在中国叫“CBBY”，等等，但是运作能力和财力却大相径庭。有的国家的这类机构在国际上活动频繁、强劲有力，且有实效。比如日本，它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在西方主导的 IBBY 中却很有影响，他们对这项大奖一直坚持申报，结果 1994 年的安徒生大奖就授给了日本的石田道雄。
因素之四是，一个国家有多少儿童文学作品已经在英语世界出版发行，进入英语的“国际化”车道。我曾在多种场合强调过：作家所属国为了扩大文化影响、增强“软实力”而译出的作品，经商业性推销、交换而流传到西方的作品，一般是只能供西方文学人研究时作为样品了解该国儿童文学现状用的。我国的儿童文学要在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为我国弥补儿童文学上的“赤字”，要走进西方人的儿童文学史，必须要靠被西方通晓汉语的文学人所“中意”的作品，被他们真正理解、喜爱，并主动地用地道的西方语言翻译、出版，并受到西方孩子欢迎。最终，所依凭的只能是全世界读者共享的文学质地，只能是作品对人性美的艺术弘扬。
综上五说，我以为，安徒生奖对全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涵括力过去和将来都是十分有限的。事实上，我们也不是惟安徒生大奖的马首是瞻。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轻视、忽视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我在 1996 年谈论衡量儿童文学发展水准的尺度时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一个国家产生和积累了多少影响力超越国界的作品，一个国家的儿童文学穿越国界、政体隔阂和宗教藩篱的能力，被国际认可和接受的程度，乃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儿童文学发展水准的重要尺度。
而公认的国际性儿童文学奖项的获得情况，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衡量该国家、该民族、该地区儿童文学发展水准的较为可靠的依据。这类评奖也可能存在偏见和不公正的问题，但倘在“偏见”、“不公正”之类的诿辞中寻找自慰，于自己的儿童文学发展定然有害无益。所以，2006 年的安徒生大奖颁奖典礼在中国澳门举行，却并没有把该项大奖留在中国(历史上多是在哪个国家召开就把奖授给哪个国家的作家)，那份痛楚和辛酸，我们还是不能讳忌，还是要勇于提起它、讨论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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