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散文|散文诗|现代散文|当代散文|写人散文|写景散文|叙事散文

　　我爸爸是个孤单的人。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奶奶病逝，随后由他外婆收养，在四处求奶水、早早吃粗粮中活下来。后来还幸运地读了几年书，但身单体薄，受人欺负，稍大后即被爷爷叫回身边，一起下地干活。二十岁的时候，我爷爷又在一次生产队劳动中出事身亡，爸爸于是成了家徒四壁的主人。我妈妈小时多病，家里讲迷信，便将她送往几十里外，由一家亲戚抱养。这家人一贫如洗，衣食不保，但妈妈却从病中摆脱，活了下来。后来，当我们一家人坐在煤油灯前忆苦思甜时，爸爸常说我们是跌进苦水里了，但苦水浸泡的枯树会发出新芽、抽出新枝。这的确是他始终坚持的梦想和信念，直到我们一个个长大成家，过上了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打我记事起，我就看见父母起早贪黑地劳动，仿佛总是有干不完的活，而家里总是穷得只勉强维生。但有一点与其他人家不同，我们姐弟五人，有四人都上了学、读了书。为此，父母更需加倍地劳动，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我的两个姐姐早早地出嫁，都到了几十里外的地方，听说也都能吃得饱。我的大哥书读得好，一直在他的学校领先，但每天规定自己只吃四两小米饭，瘦得像个伶仃的圆规。二哥读书也到了乡里，但有一次我看见他的通知书上写到：上课爱说话。便知道他不是老师的好学生。但父母已无暇顾及，只费劲周折苦熬苦挣学费和口粮。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在身边，我那时小，不谙世事，常常为家里粗糙的饭叫苦不迭，父母好像越来越沉默。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父母就都起床了。爸爸去了地里，据说有时去得早了，蹲下来等天麻麻亮。妈妈起来碾米或磨面，我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家里害怕，便陪着妈妈来到坡下的碾子旁。她给我生起一堆火，我便靠在土墙上一边打着盹一边烤火。驴在碾道里慢悠悠地转着圈，母亲拢着头巾不停地用簸箕簸糠、向碾子上填米，火光在她的脸上隐隐约约地闪耀。我其实可以帮母亲干点小活的，但那时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绝望，一动都不想动。母亲似乎觉得只要我在身边她就踏实了，她干活时那样安静，既没有愁苦，也没有倦容，也许他和父亲有着一样的信念。天亮时，半袋米就碾好了，这是全家半个月的口粮。母亲又要赶着回去做饭，饭简单，不用问，肯定是黄米饭、土豆菜，再没有别的。而我的困倦还没有消，倒在炕上又呼呼睡了。
　　院子里响起吧嗒、吧嗒的脚步，像老牛走路的声音，不用说，是父亲扛着锄头回来了，而母亲的黄米饭这时也刚好是出锅的时候。吃完饭，他们就又带着干粮下地干活去了，而我也该去上学。我中午的饭妈妈已盛在搪瓷缸、放进锅里，回来只需一把柴火。
　　有一次去学校的路上，我看见一颗苦菜开花了，这个发现让我苦涩的心闪过忧伤又得到安慰，我在它的跟前停留了好一阵子。苦菜开花，这是不是说苦涩的日子就要开花？
　　夏天快要完的时候，传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我大哥考上了大学，而且是我们县的状元！这像个天塌下来的事情，不可思议到难以置信。当我也看到那个牛皮纸信封，才确信喜从天降。父母兴奋得泪流不住，夜不能寐，第二天就跑到祖坟上烧纸。我和父亲一起送大哥到县城，满街的人都撵着看他，80年以前，我们那个小县城还没出过几个大学生。这让我荣耀不已，并且暗暗用足了力。
　　生活很快回到了以往的节奏，甚至更难些。二哥不上心学习，被叫了回来，我却又要到乡上了。不过我的小米饭生活从此有了目标和动力。
　　暑假的时候，我放牛。山里的杏子熟了，父母和二哥起早贪黑地跑到山里捡杏子，然后把杏胡从水里淘出、晾干。一晚接一晚在灯下用石头把杏胡打碎，把杏仁捡出来。这件事大概对腰损伤得厉害，我总听到父母在土炕上梦中痛苦的呻吟。那时，我们家种着一百亩山地，光翻一遍地都得大半月。好在我家养着一头健壮的犍牛，父亲对它百般照顾，割草拌料，梳毛挠痒，把它住的地方清理得干干净净，像宝贝一样看护。牛也知道回报，干活时一声不吭，非常卖力。我常常看见父亲抱着它的头抚摸，像对待一个孩子；牛也好像能听懂他的话，父亲叫一声，它就回过头来。
　　终于迎来了丰收年！那一年，我们家黄盖、豆子、荞麦卖了超过一万斤粮，父亲为此特意买回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收到秦腔就把声音放得高高的，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真让人幸福。母亲也多了笑容，皱纹似乎也浅了一些。那年过年，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衣服。
　　但二哥的肩膀还嫩，已吃不了天天下地的苦。爸爸于是把他交给姐夫，做点小生意，干一些轻体力活。第二年天气回暖的时候，我家的地里，就只剩下父母两人。他们还是没命地种地，头顶还是火辣辣的太阳。不过生活已改善许多，能吃到一点肉，隔一段时日父亲还有酒喝。
　　大哥、二哥相继结了婚。我也该高考了，虽然和大哥当年无法相比，也终于考取了一所中专学校。临行前，妈妈翻尽家里好吃的东西，给我尽可能变着花样做，见过世面的大哥还给我买了一套不落伍的衣服。他们说我看上去不像农村的孩子，而其实，我觉得自己满身里都流淌着农民父母的血。正像孟郊写的，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针为我絮棉袄，父亲一遍遍数为我上学备好的钞票，生怕不够。走的时候，我家的牛一直望着我，公鸡在院子中央打鸣，而窑洞也在我的背后一步步看着我走出家门前的小路。
　　上学那两年，我真的没少花钱。做了老师的大哥每月准时给我寄五十元钱，而他的月工资也只有二百多元。我的父母还在拼命地种着地，听我们村里人讲，他们连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知道这些，我还能说什么，只有黯然垂泪。
　　我终于工作了，二哥在外做小生意也可以养活自己，并把他的家搬到了小县城。父母还在乡下，在那孔煤油灯的窑洞里。每次他们来信，都说自己很幸福。过年回家，妈妈把藏在箱子底捂了一冬的苹果拿出来，笑盈盈地看我吃；爸爸带着我去上坟，充满感恩地告慰先人。三十晚上，总会把马灯擦得亮亮地，挂在大门口的电线杆上，他说我们家会一年比一年亮堂。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过年以后，他们又要把身子弓向土地。
　　当我结婚、生子，生活安定且收入有余时，我们兄弟三个商量，该把父母接出来了，他们为子女已耗尽大半生，该安度晚年了。谁知父母都坚决反对，他们说自己过惯了农村的日子，再说了，村子快要通电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在我们的坚持下，他们终于妥协，这样，在2000年春天，他们终于放下农具、离开大半辈子耕作的土地、走出那个村子，来到小县城，住进一孔租好的窑洞里。节假日，我回去探望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返回村庄，爸爸说他闲得慌，妈妈说她经常梦见和村里的婶婶们拉话，远远地看见庄稼就爱得不得了，而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听房主给我说，父母经常给他们叹息，说他们老了，成了孩子的拖累；他们很少买肉吃、更舍不得买菜，吃得最多的还是从村里捎来的土豆。
　　又过了几年，二哥家搬到了延安，我们把他俩也接了下来。父母更成了外乡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看电视又嫌费电，每天都搬个小凳坐在门口。为排解他们的孤独，二哥把他家的一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但与他们也说不了几句话，最大的快乐就是盼我们带着孩子在星期天回去。我已经怀疑我们的决定和做法了，也许他们真的待在我们那个小村更自在、更舒心些。
　　更糟糕的是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妈妈在过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到，脑部受伤、当场昏迷。她走得了乡下的土路，还没学会走城里的柏油路。当晚，医院就为她做了颅部放管手术，一袋子血从她的头部流出。如果在农村，她怎么会遭此劫难呢！在医院里，我们轮番守护在她身边，一连十天，她都昏迷不醒，连大夫也以为凶多吉少了。如果她真的走了，我们将多么痛悔，我们还没有让她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呢！然而，奇迹发生了，十天后，她有了苏醒的征兆，我在她身边，听见她说：洋芋、挖洋芋。原来，她的心还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她醒了，她不想走，是因为我们。当她睁开眼睛，辨认出我们时，我们含着热泪齐声叫出了妈妈。住了一个月，她坚决要回家。我们不再商量、犹豫，立即在城里买了一间房子，在她出院不久，就搬了进去。父母再不要住别人的房子，这个家能把他们从那个小村唤回、能把他们留得更久些吗？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五月下午，我带着父母去火车站。母亲想看火车，她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当火车从玻璃窗外轰鸣着驶过来时，她紧紧抓着我的手，眼里一片茫然。她还想去看一眼飞机，但我一直没找出机会。我很想把父母带到北京看一看，他们对毛主席有感情，并且知道天安门。说起时，都坚决反对，推口说晕车。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想去的，而我似乎一忙再忙。不知道，我何时能完成这个心愿？
　　现在，不管我们去不去，每个双休日，妈妈都会搬个小凳坐在大门口，像一个痴呆的人，有时我们从她身边经过，她都不会发现。我现在在城市边的一个小镇工作，平凡却也踏实。每当想起父母还健在并且在双休日的门口等我，就感到幸福。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