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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伯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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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最怕生病。 那时医疗卫生条件不好。我住的小镇上连座像样的医院也没有。只有药铺——那时管叫国药局,有坐堂的郎中先生,看了病就在店里抓药。 我家穷,没钱请郎中先生看病,更没钱抓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小孩子生了病就只能用土办法治了。我记得最清楚,也让我最可怕的有两种方法:一是扯痧,二是灌艾叶汤。 我就尝过扯痧的那种令人恐怖的滋味。记得有一个暑天,我从学校读书回来,大约受了点热,突然觉得肚子生疼,头上冒冷汗,心里边作呕。其实那是中暑了。可那时的人知识贫乏,妈妈不知我得了什么急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满屋子乱转。隔壁的二婶子看到了说,这是发痧呀!妈妈瞪着眼不知怎么办。二婶自告奋勇:“来,我帮他扯痧。”我懵懵懂懂的,不知扯痧是怎么回事,只是服服贴贴地让二婶子摆弄。她让我伏在她的双膝上,二婶那浆洗过的裤腿上,散发着阳光的气息,更让我晕乎乎的。二婶没顾我的感受,吩咐妈妈端来一碗凉水,然后掀起开我的衣服,先用凉水沾湿了皮肤,然后用两个手指紧紧夹住我背上的肉皮,然后猛地往上一扯,只听啪哒一声,我觉得像被人割了块肉一样钻心地痛,我忍不住尖叫一声,从二婶的双膝上弹了起来。 妈妈顺势按住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使我动弹不得。二婶配合也很默契,用她那肉嘟嘟的有力的双膝紧紧夹住我。然后腾出手来,又在我背上抹点冷水,接着伸出鹰爪般可怕的手,弯着两个指头又一下一下地揪着我的肉皮。她那样无动于衷,好像她揪的不是一块有血有肉有感觉的皮肤,而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破抹布。我只觉得背上一阵火烧火燎的揪心疼痛,我像杀猪一样痛苦地大声嚎叫着,眼泪鼻涕全抹到了二婶的裤子上。二婶也不理会。她们俩对我全然没有怜悯之心,还是在我的背上从上而下地施行着她们的“酷刑”。直到我哭得声嘶力竭,她们这才罢休。二婶终于说了一句:“唉,好了,好了”,然后用凉水抹了抹我的背心,对妈妈啧啧地感叹道:“秋生娘,你看,都扯黑了。好重的痧哟!”然后两个人像欣赏自己的艺术作品一样,在我背上指指点点的。这时的我早已痛得麻木,连奶奶慰问我的芝麻饼,嚼在嘴里也辨不出味道了。好多天以后,我的背心还不能挨着床,只能趴伏着睡觉,洗澡也不能用毛巾擦。自从尝到扯痧的滋味后,我再也不敢随便喊肚子疼了。 那时每年秋冬,气温骤冷,小孩子难免不感冒头痛发烧的。这时候,妈妈又会用上她的第二个法宝。她抓一把端午时挂在壁上的艾叶放在沙罐子里熬。沙罐子里的水咕嘟嘟翻滚着,冒出白色的雾样的水气,在空气中弥漫着,散发出一股清苦味儿。记得第一次喝那难闻的艾叶水,我还只有三四岁,尝了一口后,苦得咋着舌头死活不肯再喝第二口。奶奶在一边好话说了一箩筐,我还是不开口,又是讨厌的二婶子喊一句:“捏着鼻子灌吧。”妈妈一使眼色,二婶子、还有讨厌的哥哥一窝蜂围上来,有的按脚,有的抓手,有的捏着鼻子。我使劲咬紧牙关,一副坚强不屈的样子。妈妈不管我,用筷子撬开我的牙齿,调羹舀着黑黑的苦水儿往下灌。我先是憋着气,可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刚张嘴想吸一口气,苦苦的艾叶水趁机咕嘟嘟灌到了肚子里,我刚透一口气,第二瓢接着来了。直到灌完那一碗水,妈妈这才往我嘴里塞上一点红砂糖。嘴巴虽然甜了,心里还是苦苦的。 有了这样痛苦的经历,我从小就害怕生病,害怕妈妈治病的土办法。直到后来遇上了饺子伯,我才改变了主意。 记得那是“七岁八岁狗都嫌”的时候,已经立过秋了,听老班子的人说,立秋下河要打摆子的。我却不信邪,还背着妈妈下河打浮泅。这下真被老班子的人言中了,不出三天,果真打起摆子来,一会热一会冷的,热起来打着赤膊还发烫,冷起来堆上几床棉被还冷得直发抖,有人还吓唬妈妈说:“摆子转伤感,安置一副棺板。”妈妈急得眼圈发红,可我家没钱看医生。只能眼睁睁看我受罪。一直拖到秋分,我的病才慢慢好起来,可天天喝着妈妈熬的稀粥,觉得没一点胃口,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有时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 有一天晚上,妈妈一边在煤油灯下纳着鞋底,一边跟串门来的二婶子说着话。突然,从小巷的那一头传来一阵悠悠的竹梆声。开始我以为是打更的来了,可听了一会,只有梆声,没有锣响。我好奇地问妈妈:“谁在敲竹梆子呀?” 妈妈淡淡地说:“那是卖饺子的。” 那时节,饺子是个稀奇物。我一听是卖饺子的,喉咙里突然像是伸出一只手来,我连连喊起来:“我要吃饺子!我要吃饺子!” 妈妈一听愣了。自从我生病以来,一直胃口不好,从没有主动提出过要吃东西。妈妈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就像过眼烟云一下又倏地消失了。她眼帘向下垂着,对我说:“乖,饺子不好吃,我们不要!噢。” “不,不嘛!我要。”我连连哀求着,“我想吃饺子嘛。” 二婶有点过意不去了,也在一旁帮我说话:“秋生妈,孩子想吃,就让他开一回洋荤吧!” “一碗饺子要花一天的米钱哩。”妈妈说着,背过去,扯着衣襟按着眼窝。那时候父亲失业,好像八根箩索断了七根,家里的钱都是一个子儿掰作两个花。 看妈妈流泪,我不敢再坚持,只是觉得委屈,强忍着没让眼泪滚下来。 二婶看不下去,默不作声,悄悄地开门走了。屋里剩下我们娘儿俩,眼对眼望着,一片沉寂。 不一小会,二婶满面笑容地走进屋,手里端着一只冒着热气的碗,她把碗放在我床前的矮桌上,我伸长脖子望一眼。呀!是一碗水饺。黄亮亮的肉汤里,挤挤挨挨地躺着白玉似的饺子,上面漂着碧绿的葱花儿,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气。我简直惊呆了。眼珠子都差点掉进碗里了。 妈妈不好意思地说:“怎么能让你花费哩,你也不宽裕。”说着从贴肉的衣袋里掏出钱来,往二婶手里塞。二婶生气地说:“你瞧不起人呐,我是给小侄子吃的。”然后转过脸,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吃呀!算是二婶请你的客。”不知为什么,以前对二婶的种种成见一下烟消云散。 妈妈在一旁,尴尬地搓着手。 我来不及说句客气话,端过水饺就吃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从娘肚子里出生以来,吃过的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了。细嫩嫩的饺皮儿滑腻腻的,没容我细细品味就一下滑进了喉咙口。接着舀起第二只水饺,我不敢再冒失地往口里送,只是放在嘴边,用舌尖舔了舔,然后用牙齿小心地咬开,原来里边还有放着酱萝卜丁的肉馅,咬一口,只觉得满嘴都是鲜香味儿。连小舌子都要吞下去。 我抬起头,看见妈妈和二婶正怔怔地望着我。我舀起一个饺子,送到妈妈面前:“妈,你也吃一个。”妈妈嘴巴动了动,摇着头说:“我不吃,你吃。”我又送到二婶面前,二婶照样摇了摇头:“二婶要吃自己再去买。” 就这样,我细细品尝了两个饺子后,有股馋劲儿就上来了,我实在没法抵挡碗里饺子的诱惑,开始连八锤一样一个接一个往嘴里送,一碗水饺狼吞虎咽地一扫而空。最后我把碗里剩的汤也仰天倒进嘴里,还伸出舌头转着圈儿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这才心满意足地摸了摸鼓鼓的肚皮。 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生病了。我常常希望自己再生一场病,再像过年一样吃一碗水饺。 可世界上的事情就这样,你不想生病,病魔老缠上你;你想生病,病魔却躲得远远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生过病,也一直没有机会再吃水饺了。 不过,从那以后,我经常会留意卖饺子的饺子伯。 饺子伯是位四十多岁的汉子。他不像住在我们巷子里的那些人。我们巷子里住着炸碗糕的牛爷爷,帮毛铁匠打铁的坤憨子,码头上当箩脚子的润保子,他们一个个都乌漆摸黑的,而饺子伯长得白白净净,单单瘦瘦,样子挺斯文,再配上那副眼镜,还真有点像云宝斋、同济堂的管账先生。 我白天很少看见饺子伯,只有每天夜幕降临以后,他才会从小巷深处走出来。人还没见到,老远老远就可以听到那清脆的梆声,接着黑漆漆的巷子那头,出现一点亮光,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亮点儿渐渐变大,接着就可以看到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围裙的饺子伯,他轻松地挑着饺担子,晃悠悠地走过来了。饺担子是一对做工精致的木头笼子,用桐油刷得黄灿灿的。笼子一头是一座烧木炭的炉子,上面坐着一个白铁皮做成的锅,中间隔开,一边是开碗的肉汤,一边是下饺子的开水。笼子另一头,铺着平整的木板,上面有装着油、盐、葱花、辣椒、胡椒粉、酱油、七醋等多种调料的小钵子、小壶子。下面有几个抽屉,一格放着一摞洗得干干净净的碗和勺子,一格盛着已经包好的饺子。 饺子伯来到大街上,把饺担子放在当街的地方。他也不吆喝,只是一下一下轻轻地敲着竖着挂在饺担子一侧的竹梆,“梆——梆梆——”清脆的竹梆声在夜空中飘荡着。往往最先吸引来的是一群夜不思归的小把戏,我也夹在其中,不过我们都只是参观者。 只见饺子伯从抽屉里抓出饺子用小盘子盛着,然后揭开锅盖,把饺子倒进热腾腾的水里,盖上锅盖。接着从抽屉里拿出碗勺摆好。动作麻利地依次将油、盐、酱油放入碗中,再舀上一瓢肉汤,这时锅里的饺子已经在上下翻滚着。他用一只铁丝做成的漏瓢,捞起水里的饺子。倒入碗内,再添上葱花、胡椒粉。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就成了。顾客就坐在饺担子边上,津津有味地吃着。我们一个个瞧着他,不停地咂着嘴巴,吞咽着流出来的口水。 在那群孩子中,我是算最幸运的。因为我毕竟吃过一碗水饺。因此,我常常会骄傲地跟小伙伴们讲起吃水饺的感受。 这一天,我正眉飞色舞地讲着第一次吃水饺的味道,冷不丁从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哈!吃过一次有什么稀奇。我是天天吃一碗。” 我们扭头一看,原来是同济堂的小少爷,因为他从小患鼻炎,因此鼻子底下经常拖着两条绿鼻涕。因此,我们背后都叫他“粉老板”的。 同济堂是小镇上有名的国药铺子,老板姓王,是个江西人。他为人刻薄,因此小镇上的人时常诅咒他说:“江西人开药铺,卖不完的自己喫。”这个“粉老板”是他三姨太生的,与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读书的学校是江西会馆办的。同济堂的王老板还是学校董事会的董事。虽然“粉老板”成绩不好,但校长老师都向着他。因此,我们这帮穷孩子都不喜欢他,也不愿跟他一起玩。 我们镇上的孩子,都喜欢抓蟋蟀玩,常常围在一起斗蟋蟀。有一次我们正斗得高兴,“粉老板”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青花小瓷钵,里面装着一只叫“玉顶”的蟋蟀。那是他家的伙计,从一个蜈蚣洞里抓的。据说这种与蛇和蜈蚣共生的蟋蟀最凶猛。我看见他来了,连忙跟大伙使了个眼色,伙伴们马上收拾东西,一窝蜂跑了。“粉老板”连连喊着:“喂,你们跑什么呀?”我回头跟他装了个鬼脸。他气得脸色发青,把青花瓷钵摔在地上,叫“玉顶”的蟋蟀也趁机逃跑了。 从那以后,“粉老板”对我怀恨在心。看见我们围着水饺挑子,就神气地说:“啊!你们想吃水饺吗?来呀!只要每人学一声狗叫,我就请客,一人一碗。”说着,他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钱来,往饺担子上一扔,我们正不知如何回答,饺子伯伯却抢先顶了他一句:“我看你只配做狗叫!”然后,抓起担子上的钱往地下一扔:“你找别处买吧。” “你——”“粉老板”张口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饺子伯伯却转身挑起了饺担子自顾自走了,只留下一路清脆的梆声。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觉得他越来越高大。 冬至后,妈妈生病了,因为没钱看医生,病越来越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一天晚上,她突然想吃东西,可家里什么也没有,我想起饺子伯伯,从碗柜里拿了一只海碗,就往街上走。饺子伯的饺担子还在老地方,可生意十分清淡。看我拿着碗,他连忙起身招呼:“要饺子吗?你自己吃?”“不!妈妈病了,几天没吃东西了,想让她开开胃。”“好孝顺的孩子!”饺子伯夸了我一句就忙着下水饺,接着添汤、装碗、盖葱花。等一切停当,这才向我伸出手。我这才记起来,因为心急没带钱呢。再说,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钱。我伸手掏了掏空空的口袋,尴尬地站在那儿,小声地问饺子伯“记个账,行吗?”我看人家在小铺里买东西,没钱就记在水牌上的。 饺子伯伯看看我,关切地说:“没带钱不要紧。先端回去给妈妈吃吧,要不就凉了。” 我抬眼望望饺子伯伯,想起妈妈平常对我说的话,一动也不动。 饺子伯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坦然地说:“不要紧的。要不我先给你记账吧。”然后他端起饺子碗送到我手里。 我感激地望望饺子伯,端着饺子回到家里。妈妈看到热气腾腾的饺子,吃了一惊:“这是哪来的?”我回答说:“在饺子伯那儿记的账。” 妈妈一听脸色都变了:“你撒谎,谁肯给你记账?是不是偷了人家的钱?” 我差点委屈得哭起来,大声说:“我没偷钱,是记的账,不信,你去问饺子伯。” 可妈妈怎么也不吃,一定要让我退给饺子伯。 我只好哭着端着那碗饺子回到了饺担子前。 饺子伯吃了一惊:“怎么没吃?” 我抽泣着说:“妈妈不信,说我是偷钱买的。” 饺子伯伯摸着我的头,安慰说:“好孩子,别哭,妈妈也是为你好。来,我送你回去吧。” 饺子伯伯转身拜托别人看管担子,自己跟着我回到家里。饺子伯伯对妈妈说:“你有一个孝顺的好儿子,这碗饺子就算我送你了。”听饺子伯伯说完,妈妈感激地对饺子伯说:“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从此,我就把饺子伯当作亲人了。每当夜晚,我有事没事总喜欢往饺子伯的饺担子边跑。还帮他洗碗,扇炉子,俨然是个小伙计。 不久,小镇上来了一批伤兵,镇子上变得不太平起来。那些国民党伤兵一口一声“老子为党国卖命负的伤”,常常在小镇上惹事生非。 一天夜晚,饺子伯刚刚安顿好饺担子,三个缠着绷带的伤兵,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坐下就要了三碗水饺,吃完后连连说:“好味道!好味道!”接着又吃了三碗,然后抹抹嘴巴就走。 饺子伯急了,连忙追上去,拉着其中一个的衣服说:“老总,还没给钱呐!” 一个八字眉的家伙回过头,瞪了他一眼:“哼!给钱,老子吃东西还要给钱啦,你没见老子为党国挂了花。” 饺子伯哀求说:“老总,行行好吧!我做个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多少给点本钱吧!” 被他拉住衣服的伤兵回过头,顺手抄起拐杖就往他头上打。 饺子伯眼急手快,一手接住打来的拐杖,气愤地说:“你怎么打人呐,吃了东西不给钱,你们还讲不讲理?” 八字眉的家伙恼羞成怒,抬起扎着绷带的腿就给了饺子伯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负伤,不过是从前线溃散下来的逃兵。 饺子伯喊起来:“你们是假伤兵!” 那三个家伙凶相毕露,吼道:“假伤兵怎么,你敢把老子怎么样?” 饺子伯不甘示弱,冲他们嚷:“有本事你们跟解放军打呀!欺侮老百姓算什么狠。” 那三个假伤兵被激怒了,竟然一齐上前,把他毒打了一顿,还把他的饺担子砸了个稀巴烂。 从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饺子伯。只是听熟悉他的一个人说,他吃粮去了。然后又小声地告诉我,他参加了解放军。可惜,以后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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