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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迎金秋红叶时，收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寄来的去年十月应邀出席“丁玲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原中央文学研究所二期同学代表的合影，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中央文研所一、二期同学代表同丁玲师长等名家合影的照片。惊喜中我不禁默念：光阴似箭，转瞬半个多世纪飞逝而去了。丁玲师长的谆谆教诲和朗朗笑声，萦绕在耳边……
　　去年10月，首都北京和湖南相继隆重举办了“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丁玲生平与创作展览”，在北京，李长春、刘云山、宋平等中央领导以及国内外知名的团体和个人都发来贺信和贺电，丁玲家乡和她战斗过的地方的代表二百余人出席会议，会后参观刚开幕的展览。在现代文学馆，那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和纪录影片，真实记录了丁玲坎坷传奇、光彩照人的一生，使参观者连连赞叹、眼圈发热，驻足忘返……
　　丁玲，二十多岁相继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她似莎菲一样彷徨、郁闷，自述“像一只灯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找寻光明”。1931年她的亲密伴侣胡也频同柔石等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在血泊中她明目挺身识真伪，哭夫抛雏迎风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鲁迅诗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她勇敢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后又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瞿秋白一语定音：“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她大起大落，荣辱跌宕，始终显示着这种“飞蛾扑火”的精神……
　　纪念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文研所的同学代表、现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邓友梅。他讲到新中国一成立，丁玲为培养新一代青年作家，怎样倾心竭力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怎样在她任《文艺报》主编时从来稿中发现了新四军小鬼邓友梅，怎样为他的处女作写编者按，怎样介绍他来京学习深造……丁玲怎样徒步走到文研所同学的宿舍，同大家促膝长谈……这引起我们几位与会同学代表的共鸣。
　　1955年，我从丹东小城进入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天，所长丁玲由秘书陪同突然来到我们学员宿舍，同学们又惊又喜。丁玲，是我少年时就崇拜的女作家，我为能被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录取曾兴奋得好几夜睡不好觉。未料，在我们没正式开学前，这位为我们崇拜的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大作家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那时正是丁玲的辉煌时期，却没有一点儿大作家的架子，虽已年近五十，但步履矫健，谈笑风生，和同学们并排坐在木床边，像唠家常一样询问同学的姓名、年龄、来自何地等。她圆胖的脸颊，黑亮亮的大眼睛，弯曲的黑发下衬着时尚的花丝巾，飘逸、潇洒、风度翩翩，颇有亲和力，同学们也转拘束为随意。她平静地听着同学们七嘴八舌提出的一些有关读书和创作的问题，微笑着说：“读书，要自己的感情投入到书里去嘛，让书中人物的感情老留在你的脑子里，不能冷冷静静单纯从书里找主题，找什么写作方法……读书是一种享受，享受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活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就活了。”那时，正要召开全国第二届文代会，她先问大家希望解决些什么问题。听罢大家议论后，她说：“我看是要研究怎样写出一本好书来，议好了就是最大的收获。我说过，徐光耀你把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写了一部《平原烈火》，轰动了，再想写出一部那样或者比那本更好的书，就要下去生活，读书学习，要攒足些劲儿，再上一层楼嘛。”（徐光耀是《小兵张嘎》的作者）
　　不久，无论是在文研所的课堂上，还是在二次文代会的讲台上，她都热情呼吁：作家要到群众中去，铆足劲拿出好作品来，到群众中落户，把感情投进去，用自己生命换得的东西，永远是自己的。当时，我们坐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旁听席上，只听掌声迭起，赞赏不止。之后，全国各大报刊都刊登了“到群众中落户，写出好书来”的主张。万未料到，两年后，接着“反胡风”运动，又大批丁玲。“一本书主义”、“文研所独立王国”等成为她“沽名钓誉”的“反党罪状”。丁玲夫妇从北大荒到秦城监狱又流放到山西农村，二十多年苦难过去，1979年才重返北京。
　　这年11月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三届作代会召开，我正在北京修改《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书稿，得以旁听会议。丁玲于新侨饭店同文研所出席文代会和在京的文研所一、二期的同学亲切会见，我们几位女同学，紧紧围坐在丁玲的坐椅旁。丁玲当年墨染似的弯曲的黑发已变为缕缕银丝，那炯炯有神的双眼，眼角绽开了鱼尾纹。她望着大家深情地说：蓦然回首，二十多年了，我多么想念你们啊，我曾经多次想过，我们可能要到那一边才能见面了……不过，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多么痛苦哟！但是，我要从死里求生啊！我们眼含热泪，望着她那含着泪水的晶亮的眼神，那花白的头发，那额头上的皱纹，深刻着二十多年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但是她铿锵的一句话：“朝前看！”使我们感到她的声音还如二十多年前的多次讲话一样，像一团燃烧的火，燃烧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大家含泪欢笑，纷纷合影留念。丁玲同我们二期同学的合影，已陈列在现在的展厅，即文学馆寄给我的那张珍贵的照片。
　　几年后，1984年春末，丁玲早已定居北京的木樨地部长公寓。一天我专程去看望，同时也想听听介绍长沙周南女校和她最崇拜的九姨——妇女领袖向警予的情况。那时我还在“文革”中下放劳动的铁岭地区，正在帮助整理“妇运史”资料。
　　丁玲新家宽敞明亮，客厅里摆放着女雕塑家张得蒂为她创作的一座青年丁玲汉白玉雕像，长发飘逸，目光炯炯，直视远方，洁白无瑕。丁玲端坐在雕像前的沙发上，沉思以往，慈爱、安详，也似一座雕像，娓娓述说着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
　　丁玲的蒋家世代官宦，父亲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母亲是大家闺秀，识文达理。丁玲不满4岁时父亲病逝，家境衰败，母女移居舅父家，寄人篱下。5岁后，母女双双入湖南常德师范和幼稚园学习，此间其母同热心办平民教育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结拜为干姊妹。母亲为大姐，向警予为九妹。在向九妹的革命思想影响下，15岁刚上中学的丁玲，便参加了湖南的“五四”反封建大游行……
　　我插话说：“前两年我去湖南，在周南女校，听说您就是在周南读书时将原名蒋冰之改名为丁玲，是吗？”她笑笑，说：“不，是念上海大学时和好朋友王剑虹一起改的，王逃脱旧式婚姻以后和瞿秋白结婚了。那时讲男女平等、废父姓、废包办婚姻。我念周南不久，就和杨开慧等一些女同学到岳云男子中学读书去了。冲破男女分校界限，反封建嘛！”
　　丁玲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一种敢想敢做、开朗、豪放、讲真话、干实事的人。她的作品、她的工作、她的为人都曾得到过鲁迅、瞿秋白、茅盾的称赞。就在1939年她在“左联”时，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囚禁于南京。国内外众多民主人士，宋庆龄、蔡元培、柳亚子及国外的罗曼�罗兰、古久里等，多次发出抗议和声援。讹传丁玲遇害，鲁迅沉痛赋诗《掉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逝世后，丁玲便以耀高丘发去唁电。）1936年，在党多方营救下，丁玲机智地逃出南京牢笼，“飞蛾”不死，奔赴陕北苏区。党中央在保安小镇破格宴请，热情接待她。尊重她要当红军的意愿，毛主席亲自安排她随杨尚昆到了前线，不久，便用军事电报传去《临江仙》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从前线回延安时，又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到前线、到群众中，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先进人物的作品。毛主席看过她的《田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高兴得深夜不眠，当即写信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1947年，她写出了以后荣获斯大林文艺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那是在西柏坡，丁玲把刚刚写完的长篇送给文艺界有关同志阅读，毛主席得知了此事，特别接见了她。与她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反复对她说：“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发展。”“你是同人民结合的。”并嘱胡乔木尽快给大连市发电报，在大连出版，说那里印的好、印的快。还让她把这本书带到她即将随蔡畅一起出席的在匈牙利召开的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上去。并说：你是代表中国人民的。
　　我告诉丁老，我最早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大连光华书店的版本，大连的不少群众都是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丁玲笑着说，我对大连、对东北是蛮有感情的。当年，我随蔡畅出国回来到哈尔滨又到沈阳，就想留在东北工作，写森林、写大工业。那时草明在沈阳车辆厂当工会主席，我和她同住了不少日子，我想去鞍钢，东北局的领导也留我，还要安排陈明去当工厂厂长。1949年6月，北京再三催调我回去筹备文代会，就没留下。几十年后到了北大荒，倒是被留下了。20年后，我有了自由，我又去了辽宁大连，就是1982年，我和陈明到了沈阳五三工厂、低压开关厂，还有大连工学院等都讲了课，蛮好的。在大连住在棒槌岛，心情和大海一样开阔，写了好多篇出国访问的散文，你们辽宁作协有一位开车的张师傅一直陪着我们，实在感谢他。这次也算补了我当年有心留在东北的一课吧。
　　这时陈明同志走进客厅，我说，欢迎你们再到东北。陈明笑着说，她现在还忙得很，等她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有空真想再去大连，沐浴大海，心胸开阔。二十多年耽误的时间总想夺回来，要朝前看嘛！我想到他们夫妻出国的讲演和回国后写的文章都是表达着大海一样无边辽阔、高屋建瓴的胸怀。
　　丁玲复出后，不叹息，不停顿，全力投身于工作，呕心沥血，勤奋笔耕，不断出访，传播友谊，足迹遍布东西半球，声誉传扬几大洲；面对国外记者的各种提问，她坦荡、凛然地回答：“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儿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要往远处看、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她经历磨难，痴心不变，诚挚，刚毅，不说假话，这就是“飞蛾扑火”的丁玲的本性。当她得知我写了张志新烈士的书时，细细问了有关张志新的一切情况，动情地告诉我她曾为张志新流过眼泪，同命运啊！张志新是一位值得大写特写的英雄，要写得气壮山河，不能把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写得毫无生气。那时有人对丁玲的言行不能理解，说她“左”，疑惑她是“故作姿态”，甚至有人认为丁玲的“历史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她的心头还有“压力”，所以说话“谨慎”“正统”。
　　就在我在丁玲家畅谈的时候，来了一位湖南出版界的同志，他进屋就报喜，笑着告诉二老：听说中央要下达一个有关丁玲同志的文件，彻底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我听后很激动，几乎想高呼：可彻底解决了！而丁玲却很平静，我想她可能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她说：“我还没听说，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我就是我。”她自言自语地慢慢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十多年前，我被捕三年后又找到了党，当时见到了党的负责人冯雪峰时真想大哭一场，雪峰却冷静地对我说：‘你怎么看到只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呢？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在同你一样受罪，整个革命也同你一样在受罪……’”
　　1984年8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组部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4）9号文件颁发。据说丁玲正在病中，她只对爱夫陈明说了一句：“这回我可以瞑目了！”之后，她没有因为卸除了“压力”而发泄哀怨，倒更显示出她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和气概。她在给辽宁文学朋友的信函中说：“人有过痛苦，要藐视它，痛定思痛……要有乐观的气魄……要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当她毫无“压力”了，该久闻大海波涛、颐养天年时，她却无暇再来海滨休息。她不顾高龄多病，更加精神抖擞，全力操办要为改革开放高呼、为青年作家开路的大型杂志《中国》。而且亲自动笔，巨细过问，她的病房竟成为编辑部的会议室。这就是在“苦海中浸泡，在烈火中锻炼”的、被李敦白等国际友人称为“全世界妇女的楷模”、“最杰出的女作家”的丁玲！正如我看到她在雕像旁的自勉题字：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展翅翱翔……
　　丁玲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