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文学｜原创｜文集｜作家

　　牛年伊始，《辽宁作家》增设了“流金岁月”栏目，郑晓凯主编多次向我约稿，说：“辽宁作协前身是东北作协，建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历史最老，我们应该好好回忆一下。”我说：“1955年秋我到作协，是最年轻的编辑。近几年我先后对作协的老领导、老前辈草明、马加以及思基、罗丹、陈 等都写过追思文章……”晓凯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你的同学、朋友，比如邓友梅，他在辽宁工作多年，也算老人和前辈了……”“好吧！”我遵命提笔了。
　　1956年，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原为《东北文艺》，现为《鸭绿江》）举办文学创作征文奖。那时叫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管东北三省。这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东北地区唯一一次文学评奖。因为这时正是“双百”方针刚刚贯彻，人称“祖国最好时期”。邓友梅的短篇《在悬崖上》获小说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我是责编。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已有了结发妻子，但又被一个叫加丽娅的现代女青年恋上，经过情与理的缠绵、纠葛，最后还是痛苦分手，“糟糠之妻不下堂”。50年代初作家肖也牧写过一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以后，还拍成了电影，由郑君里大导演执导。不久，于批《武训传》之后，受到批判，以后作者肖也牧被打成“右派”。我觉得《在悬崖上》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超过《我们夫妻之间》，极有感染力。我想起在文研所学习时，邓友梅对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安东诺夫、托尔斯泰都很感兴趣，也很有研究。托尔斯泰说：“艺术是在人以把自己所经验过感情传给别人为目的，把它再在自己的内部唤起，而用一定的外在记号来表现的时候开始的。”我觉得邓友梅正是这样将真情传给读者唤起美感。他在《青水长流》一文中曾有这样记叙：“来信的是我的同学赵郁秀，她说稿子决定发表了，要我写个创作经过之类的文章寄去。因为这篇东西编辑部很喜欢。《在悬崖上》发表后，确实有点儿反响。我在王府井大街期刊门市部要多买两本刊物，售货员说，‘没了，这期有篇《在悬崖上》，挺受欢迎，杂志一到两天就卖完了……’《在悬崖上》是我第一篇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人们说这是我的‘成名作’，我看也合适。可没想到这‘成名作’的热乎劲还没有过去，几个月后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糖衣炮弹’。”
　　那时青年作家王蒙的“右派”名作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名作是《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都是干预生活的。而《在悬崖上》不干预，只追求真和美。这真的使邓友梅走上悬崖，陷入泥沼，成为他被定“右派”的一条佐证。而我这个责编倒很幸运，1957年大鸣大放还没有开始，我便拉着编辑崔琪同志去大兴安岭了。那时编辑部有个规定，编辑一年有一个半月的体验生活创作假期，我准备将两年加一起蹲上三个月，真是千幸万幸烧高香了。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即中央工作议会）之后，政治空气缓和了。不久在广州又召开了戏剧创作文艺座谈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都有讲话，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三不主义”政策（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文艺界又由阴转晴了。辽宁省委成立了以音乐家安波为部长的文化部，多次到北京挖掘人才。时任鞍山市委文艺处处长兼文联负责人的陈淼（他是文研所一期学生）让我给他推荐北京人才。我向他推荐了邓友梅。他问会写剧本不？我说：“他曾在新四军文工团待过，写剧本也一定行，他有才华，人品也好，爱打抱不平，所以被打成‘右派’。听说已摘了帽子。”以后，邓友梅真的从北京被调到鞍山市剧团创作组。1963年，他写了一篇小说《草鞋坪》，来送稿。将近中午，我请他到我家吃午饭（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请谁下饭馆或者到谁家去吃饭的习惯），他坚决不去。他已不像我们同学时那样随便，他有些拘谨，大概怕我划不清界限给我添麻烦。我硬拉他到我家，让我妈妈拿出我家积攒的精粉白面（困难时期，精粉白面是我们过年时蒸馒头用的，里面是玉米面外包一层白面，妈妈叫金银塔），做了两大碗面条，还用木耳、鸡蛋打卤。以后邓友梅两次来信都提到我家的精粉打卤面。
　　在文学研究所，我和邓友梅、李宏林等同学是属于年轻一辈。我们同学中有一半以上是打过日本鬼子、肩扛校级肩章的老革命，比如白刃，张志民，军报总编，海、空军的文化部部长，等等，还有当时已出名的玛拉沁夫、谷峪等，名人不少。游泳、滑冰、跳舞、打乒乓球，他们都拉我参加，篮球、排球比赛拉我当拉拉队，外加看衣服、递茶水。但是谈论学习、学术等问题时，我很少乱发言，自觉水平低，如白刃当年就是我的上级（他曾担任过我所读的白山艺术学校的文学系副主任，我是小学员）我和这些学长不能“没大没小”，我很尊重他们。而和比我大两三岁、年龄相仿的邓友梅、苗得雨、孙静轩、李宏林等就很随便地说说笑笑了。我们二期学制原为三年（1953~1956），据说是文化部部长茅盾亲定的。这正是抗美援朝结束，开始五年经济计划的最好的和平年代，称为“祖国黄金时期”。讲课老师全是京、津、鲁、沪一流名家、教授，真是难得的“黄金好时光”。我去北京前一个月，我们安东小市（辽东省会）才宣布取消灯火管制，人们拥上街头，看不够楼窗和路灯闪耀的灯光，大唱“爱和平”之歌。到了北京，我大开眼界，更感到幸福之极了。未料1955年春，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我们便提前一年毕业，各奔他乡了。
　　邓友梅的第二篇小说《草鞋坪》刊于《鸭绿江》1963年6月，以后邓友梅对此文也有记叙：“《草鞋坪》是一心一意歌颂党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鸭绿江》收到稿子很快就发表了，谁知风向转得更快。待这篇东西出来时，已经喊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这篇作品被批判为‘调和阶级矛盾’，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张目的。这也是合乎逻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写的东西怎能不为资本主义复辟张目呢？这一次编辑部受的压力绝不比反右时小，可是他们一句话都没有向我透露，丝毫没有对我批判或追究、埋怨的意思。这整个事件还是陈同志悄悄告诉我的，我当然只好装作不知道，但心中却对他们无限感激。”
　　这就是那个年代爱好“折腾”的真实写照。“三不主义”刚刚使大家轻松愉快、文艺繁荣，戏剧界出现了《谢瑶环》、《海瑞》等很多受欢迎的好戏。文学界于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赵树理、周立波、马加等20多位名家聚集大连宾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会议，文化部部长茅盾场场到会，还常常发言、插话。为防干扰，拒绝记者采访。列席会议的只有三人：《文艺报》唐达成，《人民文学》涂光群和我。我不仅拿到了茅盾老前辈为新改刊的《鸭绿江》的赐稿（相继发了两三期），还精心聆听诸名家的发言，受益匪浅。可是炎热夏季刚过，秋风刮起，大连会后不足月余，传来安波的话：周扬部长来电话说他在大连会上的讲话要收回，会议发言记录在本上的，不要外传。我一听浑身“拔凉”，急忙藏好记录本，大事不好，“三不主义”要休止了。不久便传达了党中央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毛主席老人家有了名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等等，不久又层层传达了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据说这两个批示的由来一是上海柯庆施大搞故事会，主张写13年，收到大好效果；二是部队两位“左”派文人对中国剧协主办的一个热闹、活泼的春节晚会提出了批评，说是“群魔乱舞”。为贯彻两个批示，辽宁作协开始了停刊一年的文艺整风运动。邓友梅的《草鞋坪》只是运动的一朵小小浪花，还无资格对应最高指示的靶标，不能用高射炮打蚊子。
　　毛主席于1964年6月的第二个批示是：“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是1962年12月，也有一句名言：“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辽宁作协针对“两个批示”抓出副主席蔡天心对号入座。因他要搬出省作协机关、到沈阳高坎公社去体验生活，在公社所在大东区修了个独门独院的三间大瓦房，正对了“做官当老爷”。他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大地青春》中写了一个转变的中农，又正对应了大连会议的“中间人物论”。
　　蔡天心没参加大连会，而参加大连会的马加、方冰都作了深深检查，我也有过交代。比之北京，我们幸运多了。中国作协将主持大连会的邵荃麟定了“反党”人物，刘白羽代替一把手职位，刘亲点将唐达成清出作协。唐达成曾写过对周扬文艺观点的质疑文章而被定为“右派”，大连会上他只作记录，一言未发。他经常坐在我身旁，非常谦虚，工作勤恳。因有“右派”前科不仅受了批判又被下放农村，一待七八年，1979年才调回作协。丁玲丈夫陈明曾告诉过我：1984年中央下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时，刘白羽第一个登门拱手说：“我请罪来了！”他也热情支持唐达成回作协工作。唐达成后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邓友梅是才子，从小当八路军，又被抓到日本去当劳工，抗战末期又回到新四军部队。是丁玲发现了他为《文艺报》写的一篇稿件，有灵气，推荐他进文研所深造。在时机适应、空气自由时，他便张开了艺术的翅膀，大展才华。但是气候难预测，聪明绝顶也难能适应。“文革”风暴中他在鞍山吃尽了苦头，生活来源断绝，原配夫人分手。但是他心态平和，理想不灭，精神常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梅花香自苦寒来”，终于迎来了可展才华的大好时光。
　　邓友梅作品连连获奖，晋升中国作协领导岗位之后，对辽宁作协和我的工作曾给予极大支持。2002年，由辽宁儿童文学学会操办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要在大连召开。当时宋庆龄基金会答应为我们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或彭佩云出席会议。可是，届时中央有个重要会议，她们不得请假。中国作协领导金炳华也有要事不能赶到，时任作协副主席的邓友梅退掉了要去黑龙江给他弟弟送葬的火车票，乘飞机赶到大连。他穿着中式唐装同高洪波同志并坐在主席台上，高洪波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国作家和领导讲话，谈艺术、谈思想，风趣幽默，博得阵阵掌声，提高了大会声誉。2005年我策划、主编“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想请人写序，提了几个名录，同作者商量，青年作者们一致同意请邓友梅来写最好。邓友梅在百忙中真的给我们写了序言。以后，这套丛书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首届“三个一百”原创优秀儿童图书奖，还获得一些其他奖项。对邓友梅，我们永远“无限感谢”。
　　温萦往昔，悠悠信笔，浪费纸墨。想到王蒙同志有言：“如果把他们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历程写下来，会很有意义、很有故事、很有刺激”。不知我对逝去的那个年代，难忘的杂乱记忆是否有意义、有刺激？
　　玙
　　当年，文研所同学们。前排左起：谭谊、苗得雨、贺抒玉（女），后排左起：孙静轩、邓友梅、胡海珠，右一：赵郁秀
　　难忘那个年代
　　玙
　　难忘那个年代
　　50年后又相会。左起：白刃、邓友梅、赵郁秀、孙静轩、李宏林
　　甲子六十年 弹指一挥间
　　——为《 辽宁作家 》的“从文六十年”感言专栏而作
　　
　　
　　祖国六十华诞庆典，在电视机前，凝视五星红旗升起，我们全家人不由自主地都从沙发前站立，随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激昂的乐曲，恢弘的场景，激起我随共和国前进脚步的回忆……1953年，十月国庆时，我，一个从边城小镇丹东初到北京不久的土丫头，便荣幸地进入了天安门前浩浩荡荡的游行行列，次年又参加过两次游行。在不断高呼“万岁！万岁！”的激情中，坚定地放飞了我的梦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还在丹东小城，听罢来自首都的庆典盛况，拥向街头大扭秧歌，还连夜写了秧歌词儿。几天狂欢，使我梦想：到新解放的北京、南京大城市读书，学文学！虽然，在此一年前，我就贸然从事了文学创作，但那时我不懂文学，没想过要当作家，更没想到一年之后能成立新中国。
　　　　那是辽沈战役打响的1948年秋，我在于1946年考入的白山艺术学校在瓦房店的校址（因内战烽火，学校由丹东撤退到辽南）。一天深夜，我抱着一支没有子弹的长枪（女同志不给子弹，怕走火）和一位高大的男同志站岗，忽听传来“号外”的大喊声：“解放锦州城，活捉了范汉杰！”我撂下枪便跑，喊醒酣睡的同学们，一阵欢呼，一阵锣鼓，响彻夜空。我顺口编了一个祝捷快板。不久，长春起义，沈阳解放，淮海战役打响，“号外”、“捷报”连连频传，作曲家孙康建议我将快板改成歌词，尽快在群众中传唱。我写了《反攻歌》，记得第一段词是：“反攻、反攻/从东北到关内燃遍了反攻的烽火/从黄河到长江反攻的号声响亮/刀出鞘、弹上膛/千军万马下山冈/解放人民、收复城乡/全面反攻勇往直前/我们的力量日益上涨/敌人的力量日益下降/反攻、反攻、反攻/打到南京去，活捉老蒋、捉老蒋！”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1949年初由在沈阳刚成立的东北书店编入“白山文艺小丛书”的歌曲集出版。
　　　　之后，“小丛书”又陆续出版了我的小剧本、小演唱，《东北文艺》也连发了我的作品。1953年，我被辽东省文联推荐到北京文学研究所（二期，后改为文学讲习所）学习。两年多的时光，我深记下丁玲所长的“到群众中落户”、“写出好书来”的嘱告，坚定了当作家的梦想。
　　　　1955年毕业，我在沈阳一工厂工作、生活仅两三个月，便被调入东北作协（辽宁作协前身）任编辑。随着对“一本书主义”、“名利思想”的不断批判，不情愿地安于了如单复同志的杂文《蠢材+党性=编辑》所描绘的状态。
　　　　粉碎“四人帮”后，我从被下放的农村调至铁岭地区妇联，写出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我的沉寂多年的梦想又张开了翅膀。改革开放东风起，祖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连连发出全党全民都要关心下一代，做好少年儿童工作的号召，我被召回省作协，进入了新的关乎塑造民族灵魂的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岗位，我义不容辞，重新学习，全力奉献。这，无须党性制约，而是以一个母亲的良心、真情，一个要为祖国的强大、能薪火相传、走向世界潮头的中国人民的梦想，而放飞、而实践。我常想：即或我的未完成的两部书稿不被一场大火烧成碎片，也不一定能改就出版，更不能获奖。而今天，我看到辽宁的“虎虎有生气”的儿童文学青年作家群陆续获得全国大奖，数量之多，年龄之轻，居全国之首，我欣喜、我欣慰，梦想算已成真。
　　回顾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放飞了作家梦，却未曾得过专业写作时机，但是，我一年复一年，编织的嫁衣已为放飞作家梦想的青年朋友们插上了美丽的翅膀，在祖国文学大花园中飞舞、翱翔。我无怨、无悔，悠悠自乐，也感不足多多。愿随祖国未来者的坚实脚步奋力追撵，使我们的梦想更加灿烂！
　　以上，是应《辽宁作家》之约，为“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一栏所写感言。
　　我想，此“感言”就算本书的后记吧！
　　本书并非文学创作六十年选集。除《桔梗谣》、《海上黎明》、《在蔡畅大姐家做客》等篇外，余下均为近几年在报刊所发的散稿，匆匆整理，编就此书。
　　特别感谢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动、热情要为我出书，并选派最得力编辑认真编审。更感谢儿童文学学会的钟离秋生、薛涛、董恒波以及谭华、林爱敏等同志为我校阅、复印、翻印图片，等等。我们学会永远是一个和谐的集体，永远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热情支持、帮助和鼓励。
　　还有辽宁省老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余献朝同志，对我的工作也一直热心关怀和支持（我是省老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以及我的老同学、摄影家赛英抱病为我修正老照片。我永远感谢。
　　更要感谢我的老同学、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邓友梅同志，百忙中为本书阅校、作序。
　　还有，多年来以真、善、美的挚情关爱辽宁儿童文学事业及我的工作的文学前辈、专家、学者。那一颗颗金子般的童心永远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引领、闪耀。从昨天到明天，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