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邬家大巷》以十岁小男孩“我”的视角为线索，展现了汉阳城内民众与日军作英勇斗争的艰苦卓绝的辉煌往事，小说着力塑造了“我”父亲母亲、妮娃外婆等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在地下党员映江和静文的影响和感召下，从一名趋利避害、维护小我的旁观者，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邬家大巷》讲述了纷乱年代普通百姓的抗敌故事，具有不同于一般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的特点，作者多用穿插、虚写、闪回、侧面描写等等表现手法，在原生态描写的基础上，做了精巧的布局，使故事获得了生活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并且凸显了更多的戏剧性以及美的观照。
　　我原本是抱着看故事的心态走进《邬家大巷》的。所谓看故事，是说我想要知道它的情节有多么曲折，人物的命运有多么跌宕，跌宕过后也就是情节在推进的过程中使我看到奋起的希望。当然，上述这些指向都一一被作者设置的的逶迤情节所验证，但仅仅如此显然还不够，我还需要通过这些情节展示，来进一步发现和捕捉字里行间弥散着的人性的闪光。后来我的验证成功了——而这正是我从《邬家大巷》中所获得的艺术精髓。
　　首先，我关注的是第一个出场的人物青年人映江。他因为家乡遭遇水灾的缘故四处乞讨，他看似很平常，我们以悲悯的情怀去观照这个人物举动，我们甚至还高度怀疑他和小女孩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一些细节为证，比如，“铜钱落到青年人的手中，女孩想伸手抓那铜钱，青年人却已经装进自己的布袋”。当然，这样的怀疑被后面的情节所纠正，事实上，读者获得的是一种阅读挫败感，此后又从这挫败感中获取了阅读的愉悦。而映江的真实形象一旦亮相，我们的阅读，就渗透进了更多的爱国情怀，以及红色的沃土中如何生长出革命的种子，为日后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埋下了伏笔。作者让映江和小姨的交往中掺杂了些许的情爱成分，两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之后，与读者的距离也顺势靠拢，故事的讲述便更具有了逶迤推进的便利。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情感掩护，人性的闪光将会在这个情感的博弈中不断被点染。小说将他们的秘密联络点安排在三里坡的老桑树下，而发现者却是前来采摘桑叶的“我”和另两个小伙伴，故事因此掀起波澜，一场与日本鬼子作斗争的潜流以“我”的视角全面展开。关于映江的身世背景，小说也是在情节推进中以侧面描写的方式展现给读者。映江作为地下党员在情节中的推波助澜使主题不断升华，引领着“我”父亲等等一干人的志向和斗志。
　　相比较而言，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我更喜欢妮娃外婆和“我”父亲。
　　妮娃外婆是一个行事不拘小节却又很善良的市井小人物，前者是她的个性特征，她做事麻利，风风火火，热心快肠，习惯于咋咋呼呼，对街坊邻里的热乎劲甚至有些过头，她的一些口头禅代表了当地人的语言习惯；她的生命哲学是和谐谦让美满，正是这样一种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表达的人物，却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儿子及媳妇被日本兵用乱枪射死。小说如此设计，不仅表达了国恨家仇的意味，更体现了一种哲学观照：侵略者要毁灭的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文化灵魂。小说并没有这样直接表达，而是以形象化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命运的遭际来展现掠夺者惨绝人寰的残暴。因此作者将儿子和儿媳之死置于晚间江上除他们之外空无一人的大背景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由此能最大限度地激发阅读者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但仅仅如此还不能使读者获取深刻的意外感悟。我们来看妮娃外婆的表现，就会明了作者技法的高妙。小说将妮娃外婆的深仇大恨按下不表，让主体情节随“我”的视角的移动往前推进，在适当的时候让妮娃外婆成为新饭馆主人，而当时机业已成熟，就有了用计毒死前来进餐的日本人。如果说，毒死日本人是一般情况下的极端行为，那么，妮娃外婆服毒自尽这场戏，却是极端情况下的极端细节凸显——妮娃外婆毒死侵略者的同时自己也服毒，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一如魂归故里，“她趴在地上打开床下的木柜，拿出两个木牌，一块写着妮娃父母的名字，另一块写着自己的名字”。
　　由此可见，妮娃外婆的雪耻之意由来已久，也许是最近，也许是儿子儿媳魂归西天的那天开始，她就已经拿定了主意。也就是说，她早已准备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侵略者的肉身，至于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夙愿，那要看情况而定，一旦时机成熟，将即刻奔赴战场。我以为，这一段，在震撼之上，还兼有技法的巧妙，作者并没有直接向读者描述妮娃外婆的“决战”准备，而是以留白或终章露底的手法下了一个扣，毒杀日本人事件一旦发生，读者这才知晓此前妮娃外婆曾有过精心准备。也就是，当我们募然回首，发现妮娃外婆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暗含着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做着点点滴滴的铺垫。
　　比较妮娃的外婆，“我”父亲的性格特征更具有典型性。他是一家之主，更是徐广泰老板，他行事周全，一丝不苟，他不会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任何一个人，他也热心快肠，但稍有节制，他甘愿为自己的小家兢兢业业，你若跟他打商量输送一点利益，他可能会思量再三。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和自然的体系，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生态，任何人想要破除这种生态，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日本侵略者在付出生命代价之前，他想要获得的是先蹂躏别国的文化生态，然后再获取，再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有几何。实际上，任何一个侵略者几乎都不会如此精细地科学地考虑后果，他们想到的，是获得的快感，而不是自己的代价成本，他们算计的，是零成本，被侵略者多舛的命运，他们会忽略不计。由此可以说，所谓侵略者，他的心中都有一个大写的“私我”，这和中国人以与人为善为基本做人准则完全相反。
　　所以，小说中，作者愈是浓墨重彩地描写“我”父亲的中庸，就愈是能为后文情节中父亲的揭竿而起而蓄势，“我”父亲的奋起反抗并非毫无来由，空穴来风，而是，他目睹了文化生态的被蹂躏，耳闻了妮娃家的悲惨遭遇，于是他内心世界沉睡的火山在那一瞬间爆发出来。如果说前者文化生态的被蹂躏来自于日本侵略者抵达西大街之后的种种暴行，以穿插的方式积蓄在“我”父亲心中，而成为爆发的能量，那么，听闻妮娃父母被日本侵略者的乱枪打死，则更进一步激活了“我”父亲那早已经蓄势着的深仇大恨。
　　应该说，妮娃父母被乱枪打死这段虚写，是小说作者艺术谋篇之一，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小说结尾部分，就会明白作者的精彩用意。在小说结尾，“我”父亲和日本兵短兵相接，怎么描写这一段，才能既有快感又不失艺术的真实呢？作者安排“我”父亲和日本兵狭路相逢，紧接着做了这样的正面描写：“父亲瞄准那个双手拿着炮弹的日本兵，对着他戴钢盔的帽子一枪，钢盔被打穿，日本兵身体朝后仰，紧接着父亲又一枪打到迫击炮的炮管里，“轰隆”一声巨响，炮管炸膛了”。这是一段粗放的描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只能说，打得漂亮。但接下来进一步的短兵相接，作者做了精心布局，这就非常具有艺术的味道了。小说写道：“我”父亲和日本兵正在激战时，小巷里突然冲出一条毛茸茸的小狗，对着父亲狂吠，这叫声引来另一条老狗的回应，“从另一条巷子冲出一条像狮子般的老狗，老狗身子刚刚闪现在巷子口，身体突然一个激灵扑倒在地，接着浑身惊悸颤抖起来，四肢朝着天乱蹬着。老狗中弹了，眼睛却汪汪地望着小狗”。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的意思是说，不同的读者在阅读时对剧中人物有不尽相同的理解。此处描写，我的解读是，作者试图赋予突然出现的两只狗以濒死的寓意，以便让读者更为艺术地挖掘出日本侵略者的最终下场。此处作者的客观描写所给予我的体悟是，这狗之死即是日本侵略者灵魂的象征。它丰富了我们的联想，使我们获取了意境无穷的感觉。看来，作者即便是面对正面描写，也能运用自如地以深刻的寓意来表达丰富的情感。
　　与小说开篇妮娃父母被乱枪打死的虚写相比，此处侵略者之死的正面描写，极大地鼓舞了阅读者的气概，俗语称之为“解恨”，并在表现手法上颇具艺术的意味。我们假设，如果小说前后的死亡全部用正面描写（特别是被蹂躏者的死亡），那么我们作为读者，心理上就很难接受，而侵略者的死亡，在后半部分结尾处，也就是与“我”父亲激战后魂归西天，均以精细的、有多个细节支撑的正面描写来进行表达，不仅会使读者获取复仇的快感，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小说讲述的过程中，更有了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的优势。我们设想，如果多用正面描写，或多用侧面描写，都会引发艺术的缺失，而使读者丧失阅读的兴味。
　　前面说过，“我”父亲行事周全，与世无争，与人和谐相处，友情往来。他之所以毅然走上抗日的道路，一方面是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暴行，另一方面，应该是冥冥之中顿悟文化生态因他人的虐杀而突然间使自己的精神土崩瓦解，这种感觉对小说人物而言是一种情感直觉，对作者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感觉。艺术感觉是什么，是对美的东西的特殊的感受力，“是将情感变为有形”，同样，当美被毁灭时，作者要将那种悲愤的情感表达出来，变为有形，所以，在作者笔下，就必须有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悲剧感游走于字里行间，也就是化情感的无形为形象的有形，具体到“我”父亲身上，他必须奋起反抗，必须摆脱与世无争的躯壳（“我”父亲的与世无争，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这就是，与他交往的人，必须是能称为“人”的人，在入世与出世中，他坚定地选择后者）。所以我们注意到，在“我”父亲“出世”之前，手里无时无刻不握着一尊精巧的紫砂壶，这个道具有多个功能，对“我”父亲的解渴润喉自不待言，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性格寓意，上述所谓与世无争、与人友善，乃是它的最佳观照。作者通过这个道具的设置，试图传达人物情感信息的声波，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揭示事物的本质。
　　我们看到，自从某一天，当作者描述“我”父亲不再眷顾那尊精巧的紫砂壶时，就说明人物情感信息的声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心河一定也同时奔涌着情感的浪花。由是，故事情节推演而去，“我”父亲登上了抗日战场的制高点。在此之前，小说以紫砂壶为道具，使这个道具具有了深刻的内涵，使这种戏剧性变化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故事情节也随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人物性格在故事情节的浸淫中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作者将这个紫砂壶设计为一种意象，“我”父亲总是用这种意向来修补他的思想和观念，一旦这种修补已经毫无意义，“我”父亲会毅然抛弃这个意向。这样的抛弃，也显现出一种对固有的与世无争的一种舍弃。所谓化无形为有形，在“我”父亲心中，已成为一种情感直觉，为什么这样，“我”父亲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但在作者笔下，终究还是艺术感觉使然。对此，我们可能看不见摸不着，却能通过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发现“我”父亲性格变化的情感流变。
　　比如，“我”父亲的装束以及一系列作态，还算是一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维护的生态文化，甚至当日本人来到“我”家的店铺时，“我”父亲也表现出一种不留破绽的刻意逢迎——“记得那天日本人来我家的时候，父亲真的吓坏了，把柜台里最好的烟递给他们抽，日本人把烟装进衣兜里，叽叽哇哇讲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最后挥挥手走了”。如果说这段描写表现出“我”父亲对日本人的畏惧，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则揭示出父亲的惊恐和后怕：“父亲站着，他拿起一支香烟，划了几次火柴，火柴棍都折了。”这种畏惧和后怕，并没有占据父亲情感的全部，在他的心底里，其实安放着一盆待燃烧的干柴，这干柴一直储藏着，静静地沉睡着（我们称之为蓄势），一旦他手上的火柴“嘭”的一下划着，就会点燃那干柴，就会倏忽间燃烧起来，但是此刻，还不是燃烧的时候，此刻该有的，只是描写当父亲误以为映江为日本为人做事后，就不管不顾地面对着元妙观方向怒吼：“大街啊，你长眼睛了吗？”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个担忧任何一种麻烦事惹祸上身的人物，却终于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分子。他悲愤过，他愤懑过，他犹豫过，他在再三掂量中考虑着自己这一家的前景，但是最后，侵略者的种种暴行使他终于明白，没有国哪有家。于是他起而反抗，参与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列。可以说，在小说中，“我”父亲这个人物形象塑造是很成功的，作者通过多个细节展示了他性格中的多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丰满的、厚重的、有层次的、有立体感的、有血有肉的特殊人物。
　　回到文章开篇。我曾经说过，《邬家大巷》结尾的文字表达是唯美的，是如花一样绽放着的。这样的情感表达，意味着作者业已深谙文字的艺术感觉，他深信表层的文字美是浮夸的，是虚幻的，只有将美的文字浸润于、穿插于情节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情感氛围，一种象征，一种隐喻，小说整体才能够具有厚实厚重的感觉，更进一步说，才具备了高质量的艺术感觉。
　　正是有了情节发展过程中的氛围营造，小说才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性，才能够在精准生动地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展现出小说应该有的艺术的意味。
　　在描写日本人的飞机悍然在我们城市上空叫嚣时，作者不仅刻画了普通民众强烈的情感反应，更是以周遭的环境描写，来烘托气氛，营造氛围，让遥远的月光，也深含着悲愤的情怀，使其在屋脊上、竹床上、木屐上、甚至饭粒上，都闪现出凄凉的光来。
　　小说描写妮娃外婆和“我”母亲坐在大街上小声细语时，“石缝里一只蟋蟀鸣叫起来，应合着她俩忧伤的谈话”。两人谈话的内容是日本人打了过来。对此仅仅说很忧伤还不够，因此作者作了情感的空间呼应，即，与此同时描述了蟋蟀的鸣叫声，让这种悠悠地散发着忧伤感觉的声音和两人的话语声相互勾连，由此收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而当妮娃的父母被日本兵以乱枪射杀，被几个男人们埋在三里坡上时，在“我”的眼中，“腊月的三里坡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倒是瑟瑟的风扯着嗓子呼啸着，高唱离别的神曲”。小说以寂寥的外景，以凄惨视觉和瘆人的听觉相伴，共同烘托悲悯的景象，其状之惨，直抵人的心怀。
　　关于氛围营造，小说中间部分之浓烈自不待言，及至后半部分，当“我”回到自己的家，回想起众多街坊被日寇所杀，作者以“我”的视角这样写道：“后院那棵百年的银杏树业已落尽，树上是光秃秃的，苍劲有力的枝条直插云霄，那些枝条倒像是无数人举起臂膀呼号，只有墙角的几株梅花绽放着：白里透红，如粉如霞……我鼻子里也嗅到粉嫩的花蕊散发出的清香”。小说描写银杏树，看似一种沮丧表达，实际上却具有浓烈的象征及隐喻意味，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期待感。接着，小说描写了“我”在院子里的所见所闻：“从剪影的轮廓我分辨出有小姨、映江叔叔，还有好多人聚集在灯下，好像商量着什么……”在“我”眼中，仅仅写人们的秘密聚会还不够，在聚会之前营造一种氛围才能使背景得以饱满，这种浓烈的氛围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境界，弥漫着一种奇幻的美。作者借助这种环境描写，描述抗日分子的秘密聚会，不仅渲染了静谧的、富有深度的神秘氛围，还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并将二者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具有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
　　好的小说之所以精彩，就在于作者对人物情节走向的精准把握，这个“走向”我们应该理解为情节布局的穿针与走线的技巧，以及何处点燃蜡烛（而我们却只能从墙上的火影看出来它燃烧正旺），何处又燃起另一正面展现的篝火并与前一个火影遥相互呼应最后烘托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此外还有，小说中的种种细节点染并非刻意播种，而是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的自如抛撒，如优美的舞蹈中以单托手或双托手等等高潮处的情感点染，有水到渠成之意，而无刻意为之心。
　　小说结尾，在三里坡繁华的街道旁花园内祭奠父亲的时候，作者借“我”之口深情地写道：“我慢慢地站起来，把散落在地上的桃花瓣拾起来，捧在手心里，然后用力向空中飘撒，起风了，那些粉色的花瓣随着风在空中飘浮着，摇曳着，令人赏心悦目”。这是一段与唯美有关的文字，但唯美不是目的，透过唯美的表象发现深藏于客观物象背面的主观情思，如海浪般涌动着的情感激流，才是我们应该抵达的目的地，也就是说，它是作者在小说结尾中所设置的可以观照全篇所有细节的意境，这个意境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作者并没有孤立地描写寂寞桃花，而是在瞻仰父亲曾经的坟地，抚摸母亲曾经落座过的桃树之后，看到年纪略微大一点的女孩清秀的面孔、高挺的鼻梁，想起了当年的妮娃和梅香，于是就有了赋予背景以强烈的象征与隐喻的意味的描写。如此美艳的诗化结尾，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强烈的故事感受，更多的，更为丰富的，应该是富有内涵的历史表达。
　　按照阅读常理，描写抗战故事的《邬家大巷》这样的小说可能只能归于以情节取胜的故事讲述，它可能不过多关注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因为让位于情节的铺陈，而很难使人物形象臻于丰满。但我整篇阅读下来，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反，也就是说，本篇小说具有双层结构。小说跌宕的故事情节成为表层结构，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独具特色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为深层结构。在阅读过程中，它每每如朝阳一般冉冉升起，它那别样的红色，跨越了几十个春秋，历经数十个风霜雨雪，迄今依然在我的视线中以原生态的样貌不断地呈现，及至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