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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允钦：我的文学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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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随着几十年时光流逝，现在已成了一个文学老年。
我的文学梦萌芽于童年，压抑于青壮年，喷涌于中年，缠绵于晚年。
有的想法已实现或大抵实现了，比如说出多少本书，获得哪种级别的文学奖等等，有的想法还仍在心中盘旋。诗人大都狂妄，童话家也不例外，说出来恐让人觉得这老头儿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想让自己的作品不致速朽，获得较为长久的生命力这个梦想，则还是可以公之于众的。
说自己从小就想当作家，这话肯定不实。但我的文学梦确实植根于童年。童年的时候哪里知道什么是作家？作家的概念和意义远没有树上的知了和金甲虫那样吸引我。
我出生在景德镇市，父亲考上中正大学（后改称南昌大学）去了南昌，不久母亲也跟去，留下我和祖父母一起过日子。好在我的祖父母不象现在的家长那样急功近利，他们对我采取的是“放养”，让我充分接触了景德镇郊外的自然界，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昆虫和一些小动物。祖父是个读书人，他当然知道读书的重要。5岁那年，祖父买来描红本，要我学写毛笔字。可我对于写毛笔字没有多少兴趣，我喜欢听故事。我就提出要他每天给我讲故事，我才写毛笔字。祖父有一本线装的《聊斋志异》，他就讲书中的聊斋故事给我听，那些神啊，鬼啊，狐狸精啊等形象和怪诞夸张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给我打开了想象的大门。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文学对我幼小心灵的最初滋润和悄没声息的潜入。
九岁那年，我随祖母从景德镇到南昌投奔我的父母。南昌城市化程度较高，缺少景德镇郊外的野趣，但有一样东西很快吸引了我，那就是遍布街巷的图书摊。书摊上均以连环画册为主，很便宜，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厚一点的一分钱看一本。呵呵，连环画册里有聊斋故事！还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各种中外名著故事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在眼前，太迷人啦！也许是因为男孩子的缘故，我对《红楼梦》里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不是很感兴趣，关心的是谁最厉害。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隋唐演义》中的第一条好汉是李元霸，接下来是宇文成都、裴元庆……秦琼功夫了得，论武艺仅排第16名。《三国演义》中的好汉论武艺没有明确排名，我和小伙伴们争论的结果，大致得出了一吕（布）二典（韦）三马（超）四赵（云）五关（羽）六张（飞）的结论。至于《水浒》中好汉，论武艺排名，我与我的小伙伴一直有争议……呵呵，这纯粹是孩童们的兴趣所在，与文学恐怕还扯不上什么联系。不过，书摊成了我留连忘返的地方，这却是事实。节假日和课余时间，我除了有时候会和小伙伴去公园玩耍，基本上就耗在书摊上了。坐在书摊旁的小条凳上静静地看书，成了那时最大乐趣。一家书摊上的图书看完了，我会去另一家书摊寻找没看过的书。一家一家的看过去，结果所有的连环画册都看完了，我只得转向看文字书。开头是各国的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故事，这类书文字浅显，也很好读，不过，没多长时间也都读完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意义很大的事，记得是在读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他在报社工作）从单位的图书室为我借来一本《安徒生童话选》，这本书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如获至宝。我一遍遍地读着里面充溢着灵魂美的文字，开始感受到文学原著的魅力。其实，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在连环画册中也早已见过，但每幅图画下面的文字都很简短，文学味儿大打了折扣。现在看原著，才充分感受到文学的神奇魅力，感受到作家的伟大。这本书如人生中的灯塔，照亮了我的灵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朦朦胧胧萌生了当作家的意愿。
我开始转向读文学原著。那个时候书摊上的文学原著很少，好在我父亲是《江西工人报》的编辑，家里有一些藏书，中国的几大名著和外国的一小部份名著家里原来都有，够我读一阵子的了。那时候缺乏社会阅历，印象最深的还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我最佩服的人物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充满智慧的司马水镜及诸葛亮。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南昌二中，家里能引起我兴趣的书也都读得差不多了。
那时候南昌市图书馆对中小学生免费开放，于是从读初中开始，我成了图书馆阅览室的常客。在那儿，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书。
除了文学原著，我还爱看《科学画报》一类的科普读物，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科幻小说，什么《神秘岛》啊，《海底两万里》啊，成了我的最爱。呵呵，还有《福尔摩斯探案》也令我爱不释手，其中《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部长篇侦破小说，在若干年后我还能够向我的晚一辈绘形绘色地讲述，一个情节不漏。
这个时候我对人生和社会并没有多少认识，但当作家 的愿望却逐步清晰了。作家多么了不起啊，想像出那么多丰富精彩的情节和故事！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作家！
可是，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我居然没有考上高中！
我喜爱读课外书，成绩在当时有名的初三（1）班谈不上优秀，但也不算差呀，记得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各门功课总平均是89.6分，升学考试也没有什么失误，怎么会考不上高中呢？可这却是铁的事实！高中、中专、技校的录取通知书都发完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却一直没有等到，最后等来的是下放通知！
那是1965年夏天发生的事。家里人认为我没有考好，我也没有往太多的方面去想。直到若干年我成了作家以后，这件事的谜底才得以揭开。一次，我父亲和老同学聚会，席间，一位当过南昌六中校长的老同学忽然想起一件事，对我父亲说：“奇怪呀，文革前那一年中考，你儿子上了我们六中的分数线，名字和成绩都见到了，可是迟迟不见档案，所以我校没法录取啊！”我父亲将这话转告给我，我才想起当年中考前填报志愿时，班主任老师一再奉劝我不要报考高中，要我报考技校的情景（当时我不明就里，又怀揣作家梦，当然没有听从老师的意见），又联想到班里有好些成绩不错的同学因出身问题，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才明白自己也是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名落孙山。其实，我父亲算是国家干部，把我划作“剥削阶级子弟”实在有点冤（解放前三年我父亲尚在读书，只是生活上靠划为剥削阶级的祖父供养）。但那时极左吃香，对我这样出身不硬的人不予录取，恐怕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
学校对我关上了大门，当作家的美梦顿时被击得粉碎。不读书我能干什么呢？我的人生梦想开始急速变化，我想我要是能当名工人或者店员也就谢天谢地了。可是不行啊，学校老师上门动员来了，居委会也派人动员来了，要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我开始选择了逃避（我母亲告诉我，按照当时的政策条文，我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是可以留在城里的），可后来听说梅岭垦殖场要招人，那个来招生的人将梅岭垦殖场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云云。我去过梅岭，那里风景确实好啊，于是我主动来到学校，要求去梅岭垦殖场。可是老师说，人家要的是高中毕业生呢，你还是去鲤鱼洲或者峡江吧，我说那我就哪儿也不去了。后来，老师同垦殖场来人协商，总算接纳了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学校将我和几位高中毕业生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垦殖场，我才发现，那儿从别处招收的所谓“知识青年” 不少其实是社会上的无业青年，有的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更糟的是，这些社会青年大都出身不好。至于劳动和生活条件，也比预想的要差一大截：一口米饭中含上百粒沙子；打一个鸡蛋，撒一把葱花，煮一大锅汤供上百号人吃居然也叫“鸡蛋汤”……看到不少“下放知青”晚上偷偷抹眼泪，我也郁闷得不得了。我趁回家时对父亲说，人家认为我也是牛鬼蛇神的后代哩！父亲觉得这个问题应当澄清，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垦殖场党委，说明自己是国家干部，并不是地富反坏右资一类人。没想到这封信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象混在稗子中的谷粒一样被挑了出来，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那时中苏交恶，全国备战，南昌市委准备在梅岭筹办一个战备印刷厂，需从200名下放知青中挑选出15名学员，到南昌晚报印刷厂培训，竟挑选上了我！哈哈，下放不到3个月，我竟回城了！我可以当工人了，真是幸运啊！
可是，后来由于搞文化大革命，战备印刷厂没有办成，我们这些学员只好投奔郊区印刷厂，没想到一年后郊区又被撤销，我们又回到了梅岭垦殖场，当印刷工人的美梦竟化作了泡影。呵呵，这一次回来竟不如当初，好一点的地方都被人占了，我和几位同伴被派往了最边远的茶岭林场。
在茶岭林场，我呆了两年多，那是非同寻常的两年，我真正尝试到了什么叫做艰难困苦。困苦程度仅举几例：冬天在零下八度的条件下，我们还在山上冒着寒风和雪花锄条垦，翻出来的土倾刻冻得梆硬；夏天在没有寸阴的荒山上冒着烈日砍柴草，50多度啊，带去的水很快喝光了，只能喝山旁水沟里的水了，呵呵，水底下有流动的红虫啊，水沟的上游有牛在拉尿呢，顾不得了，不喝会死的啊。喝了更是挥汗如雨，身上厚实的长衣长裤（不穿会晒脱皮）早湿透了，脱下来可以拧出水……茶岭是分场，到总场所在地店前有18里山路，早上挑一担炭去店前，再从店前挑一担米回来，下午还要按时出工，这劳动强度想起来都后怕。生活上呢，永远只有一个菜，除了南瓜就是萝卜干，每年要吃近八个月的水煮南瓜啊，南瓜断档以后，就只有萝卜干了……
呵呵，是不是扯远了？没有呢，我还在谈我的梦想啊。只是这时候哪里还有什么文学？连名著都打成了毒草，读它们都是严重犯禁的事。
其实，生活上的艰辛还不算什么，最怕的是肉体和灵魂上的折磨。不幸的是，这两条茶岭林场全有。怎么会这么糟呢？原来当时管我们的分场革委会主任是一位腐化坠落分子，一位令人发指的坏家伙。这位张姓主任原是一位区委书记，因利用职权乱搞女人，连连降职，后来降到药厂，又将药厂的女职工全搞了，终至削为平民。文革一来不知怎么又变为造反派，被委任为我们林场的一把手。他积习难改，除了贪污，又将黑手伸向了下放女知青。女知青不从，嘿嘿，叫人剥去衣裤，只留裤衩和胸罩，捆绑在树上通宵喂蚊子！再不从，那就变成“反革命”了，随意拉去批斗毒打。知青中自然有人鸣不平，起而反抗，嘿嘿，对不起，全被他命人抓起来，打成了“反革命”！那时候上面正号召要狠抓阶级斗争，好家伙，这成了他整人的棍棒了，他捏造了一个“反共救国军”的罪名，伪造了一些所谓罪证，煞有其事地办起了“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可怜我们中有一位好打抱不平的知青，被吊起来毒打，造成下肢溃烂，最后被医院锯去双腿，残疾终生。知青们哪里忍受得了这个？最后全豁出去了，纷纷跑到总场，告发这坏家伙。最后，在下放干部的帮助下，总算弄明了真相，反过来把这坏家伙给抓起来了。
经过茶岭两年多炼狱般的生活磨炼，我明白了许多东西，这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啊。
后来，我被作为民工，抽调去建设湾里，铺柏油路，挖下水道，一天干12个小时，都不觉得苦和累了。
70年代初，国内工厂开始招工，知青中有背景的或出身好一点的有不少被招进了工厂。我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干部，而且早已经下放到井冈山脚下的宁冈县去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瞧着别人进工厂，自己连湾里的一个臭气呛人的油毛毡厂都进不了，真是万般无奈！
再后来，事情终于有了变化，我抓住一个机会，调到了宁岗县造纸厂，成了一名吃商品粮的工人。虽然只是一家县办小厂的工人，对于我来说，却犹如掉进水里的旱鸭子爬上了岸。可是，命运仍然捉弄我，县办工厂折腾了两年经营不善，还没开工就停办了。而我父母落实政策又回了南昌。好在生存环境改变了，我一面寻找机会调回南昌，一面利用空余时间看书学习，除了文学书籍，我还认真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了社会阅历，读这些书感受就完全不同了。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工人，当作家的梦想又开始复萌了。
不久，我想办法调到了吉安的江西电缆厂，在那儿呆了不到两年，又通过对调调到了南昌齿轮厂。在电缆厂期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争斗激烈，两派都认为我有头脑，都想拉我入内，被我拒绝了。业余时间，我只看书学习和下棋。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终于拿起笔写小说，鼓足勇气向报刊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很快被退回来，我不甘心失败，再写，再投，仍然被退回……那时候我在南昌齿轮厂当热处理工，一次车间办事员拿着杂志社退回给我的厚厚的信封，当着众人的面故意大声喊叫：“郑允钦，你的帖子又飞回来了！”言下之意，你一个初中毕业的工人，还想当作家，做梦去吧！羞得我无地自容，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想，发表作品咋就这么难呢？我拿来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和自己的习作进行对照，觉得自己写的也不算差啊，为什么就不能发表呢？难道发表文章也要靠路子？
我是个不服输，不信邪的人，我就不信天下的刊物发表文章都要靠路子！忆起茶岭林场的艰苦岁月，我想，这点困难算什么，继续写，继续投稿！
1978年，我投寄《江西文艺》的一个工业题材的短篇引起了老作家俞林先生的重视（那时候他在《江西文艺》当小说散文组的组长），他亲自来信要我修改。接信后我十分振奋！为了集中精力改好这个稿子，我居然放弃了该年的高考机会（后来证明这对我是唯一的一次机会）。稿子改好后得到了俞林的充分肯定，他来信说准备安排在《星火》（《江西文艺》又改回刊名《星火》）1979年第1期刊用。没想到命运之神再度捉弄我，俞林接到去北京改稿的任务，当时的《星火》临时负责人趁他不在，将我的小说稿给枪毙了，换上了所谓名家的作品。
我犹如五雷轰顶，从兴奋的云端被击入了冰窖中！
有谁知道这篇小说寄托了我多少人生的希望？又有谁知道为了写它我连高考的机会都放弃了？天哪，一个即将呱呱坠地的胎儿，居然会胎死腹中！我怎么这样傻呢？我虽然只念了初中，可读了那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考大学文科应该是很有希望的啊。于是1979年我暂停了文学创作，业余时间都用来复习功课，准备先考上大学再说。谁知1979年对考生的要求又变了，不能带工资读书了，年龄也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呵呵，我只能从大学的门缝里瞧别人读书了。1978年我已经从齿轮厂调到了南昌柴油机厂（没有文凭，当然还是当热处理工）。1979年底，南柴为了加强企业管理，决定从年轻工人中招收财会和统计人员，这对我是不是一个机会呢？我想，我眼睛高度近视，其实并不适合干热处理工，而当统计员还可以不上晚班，有利于业余创作，于是选择了报考统计员。没想到我在几百名考生中竟获第二名！不过，这对于怀揣文学梦的我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因为负责招考的总会计师决定前三名一律进财务科！财务科长笑咪咪地瞧着我，觉得我这个人可靠，于是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交给了我，要我负责报销。南柴是一个大厂，车间科室繁杂。每一天上班，我办公桌的柜台外就排满了人，拿着各种单据，等待我审核报销。不少人怕我不签字，纷纷塞烟给我抽，我一再说明不吸烟，桌子上还是抛满了香烟。我将这些烟全给了坐我对面的一位老会计。谁知老会计许是抽多了烟，没过几年竟得肺癌死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我对于财权毫无兴致，但为了生计我不能不一天到晚紧张地拨弄算盘。真是忙啊！那个时候南柴因销售下滑组成了用户服务队，派出大量员工奔赴各地为用户服务。每个员工回来都累积了大量的单据。上班是一分钟都不得停了，有时还得额外加班。真是苦了我这个仍在做文学梦的痴人。
我想，写小说很耗时，诗歌篇幅短小，那就先攻诗歌吧！谁知写诗也挺不容易。那时全国兴起了文学热，写诗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从地上的小草写到天上的云彩，投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后请教一位编辑，他认为不能发表的原因，多是与人撞车，或者新意不足。他建议我最好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直到1981年，我才有点领悟，写了一首《热处理工》投寄出去，竟很快发表了。呵呵，我的处女作是一首只有6行的短诗（原本写了12行的，被编辑删减了6行）！它刊登在1981年第7期的《星火》上。毕竟是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我还是兴奋得很啊！它使得我满脑子充满了诗念，但这时候我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的函授专修科，偏偏我儿子又刚出生了，弄得写作的时间几乎完全没有了。本来我对财务专业并没有多少兴趣，但领导对我寄予厚望要我报考，我不便推辞，只好随着一大帮人去报名。呵呵，近千名考生哩，居然又让我考上了。我心中是既喜又忧，要不要去读呢？妻子说：“这么好的事你还犹豫？写稿写得出什么名堂，还是拿文凭重要啊！”是啊，没有文凭在社会上的确难混。我横下心只能随命了。
大专班需要学习三年，说是函授，实际上是由财院的老师给我们上课面授，但挤占的基本上是假日和夜晚的时间。呵呵，十几门功课，全是砖头一样厚的教科书啊！从此，白天我忙于繁琐的财务工作，晚上得去财院听课，回家还得给孩子洗尿片……我的业余时间被盘剥殆尽，我已经33岁了，已经是文学壮年了，我的饱受磨难的文学梦啊！……
但我的处女作已经破土了，曙光已经初现了！不能浅尝辄止呀！没有时间，我就利用洗碗、洗尿片、等车、上厕所的时候构思诗句，有时候半夜里也爬起来写上几句。这样，总算又发表了几首诗，但没有取得什么突破。
1983年，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的两首屡遭退稿的诗作《迎春的喜讯》和《在数据的山上攀登》在湖北《财会通讯》杂志上发表了，而且分别获得了“财会工作者之歌”全国征文一等奖和二等奖！我注意到，这次征文的主评委是我仰慕的著名老作家徐迟先生！
南柴工会贴出了大红喜报，全厂轰动了。党委宣传部部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去办《南柴报》，财务科长却极力挽留我。这时候财务工作已很吃香了，而且我大专文凭即将到手，会计师的职称已经在等着我了，可我还是选择了去宣传部办厂报，当编辑对我来说真是轻松啊！最重要的是，我又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写小说了。1984年，财经学院的大专文凭到手，我算是获得解放了。创作的小说开始在省内外刊物陆续发表。我高兴了一阵子，后来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并没有充分表达自己。我是一个喜爱幻想的人，也许童话更适合我？我尝试着写了几篇，但没能够在国家级刊物打响，只能压缩了在省内刊物发表。这点成绩不能令我满意。正当我打算重新转向成人小说写作时，我在《摇篮》发表的一篇童话《小卒》获得了全国征文奖，省少儿出版社闻讯请我上庐山参加了他们举办的笔会。笔会归来，我意识到自己的作品还是过于拘谨，决定放手一搏。
我充分展开想像，轻松自如地写了两篇童话《巨人托托米》和《吃耳朵的妖精》，分别寄给了上海的《童话报》和《故事大王》，心想，如果再打不响，那就还是回头写小说算了。
没有想到，这两篇作品很快都打响了。特别是《童话报》的周锐编辑，一再热情来信，高度肯定我的作品，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的思维开始像脱僵的野马一样自由奔驰，大胆奇特的想像一篇篇凝成童话的篇章。我的作品寄去，《童话报》总是给我发头条。我的《好蛇索索米》获得了《童话报》1986年度“金翅奖”。呵呵，《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国家级刊物纷纷向我敞开了大门，一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刊物也向我发来了约稿信……
1986年我调进了《妇女之声报》当编辑，1987年加入了省作协。
呵呵，省少儿出版社给我出版中篇童话单行本，接着又出版童话集了，上海、湖北、福建、湖南等多家少儿出版社也纷纷给我出集子和中、长篇单行本了……
我所有的童话，包括以前的废稿都有人要了。
呵呵，一通百通，真是一通百通啊！
1991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被聘为江西省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人生又出现了转折。
新的《妇女之声报》总编不同意省文学院续聘我当专业作家，而《微型小说选刊》的主编李春林先生又多次举荐和邀请我，希望我能去接替他的工作。
我本来更看重时间，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去《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我对微型小说也是十分喜爱的，自己也写作发表过多篇，只是没想到当主编的工作有多繁杂。这一去，竟在《微型小说选刊》主编的岗位上干了15年，直至退休。刚上任时，面对的是纯文学期刊严重下滑的尴尬局面。一个创办了多年的选刊发行量只有几万份。怎么办？有人认为纯文学刊物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我认为微型小说短小精悍，有走市场化的先天条件，关键是要贴近时代，贴近读者。
在我的主持下，对刊物的定位和选稿方向作了重大调整，树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刊物面貌焕然一新，得到了读者广泛认可。《微型小说选刊》的发行量迅速上升，2002年高峰时月发行竟达近百万册，居全国期刊之首。1998年刊物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类期刊”。
刊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还通过搞各种征文培养了一批作者，特别是发现和重点推出了滕刚，使微型小说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由衷喜爱。但我心爱的童话创作却因繁忙的编辑出版工作而耽误了。
多家少儿刊物和出版社的约稿都只能放弃。《故事大王》的编辑给我来信说：“我们等待你的童话稿从20世纪等到21世纪，也没能等来……”
没有时间写童话，成了我心中的隐痛。得与失，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当然，我以前发表的作品仍在继续发酵。《好蛇索索米》、《镜子里的脸》等多篇作品被选进了各种各样的选集，各种奖励还在接踵而来。我的童话集《吃耳朵的妖精》、《树怪巴克夏》分别获得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怪孩子树米》获得了第四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1995年我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后来又当选为江西省作协副主席，1999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1996年和2006年两次出席全国作家代表大会。
虽然如此，童话创作的荒废仍使我心中的隐痛与日益增。2006年我终于答应上海少儿出版社的约稿，挤出时间，写了两个中篇。上少社为我隆重推出“怪怪童话系列丛书”一套3本（《怪屋》、《怪孩子树米》、《两个怪纳米》），《两个怪纳米》即是我两个中篇新作的合集（后来该书评上了滕王阁文学奖）。
2007年，我的三部获奖童话合集《吃耳朵的妖精》被中国作协高端评选委员会选入“百年百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丛书”由湖北少儿社出版。
2008年底退休以后，我终于获得了彻底解放。
童话的创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作者队伍和读者对象，都与当年大不相同了。我这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还能适应吗？经过研究我发现童话创作和出版比当年冷寂了不少。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是过于追求了热闹的形式，过于迎合小读者的趣味，而脱离了社会实际，使小读者感到是随意编选的故事而不可信。我想，童话虽然是变形夸张的文体，但这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内涵一定不能空洞无物，一定不能脱离社会实际。另外，真正文人创作的童话是近代才出现的文体，这种文体还很年轻，可塑性还很大。我不认为童话仅是供少儿阅读的文体，我相信真正好的童话大人也会喜欢。
退休以后，我尝试用童话反映社会，试图让自己的作品不但吸引孩子，希望大人也会感兴趣。2012年，福建少儿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郑允钦奇思妙想系列”丛书，它们是我的二部长篇《超级大赢家》、《逢凶化吉号奇游记》以及一部中短篇科幻侦破童话集《梦幻奇案》。
三部新作出版后，市场反应还不错，其中《梦幻奇案》一书在互动出版网2013年6月少儿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列第四名。
这让我感到振奋，同时也更为冷静了。
我希望自己能写出真正的畅销书来，但同时也知道，有的作品即使名躁一时，也未必会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
对于我来说，作品的数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吴承恩写了多少本书？恐怕只有一本《西游记》，但这本书却一直流传到现在。安徙生的短篇童话，真正永放光芒的也就《皇帝的新衣》、《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10几篇。而乾隆皇帝写了几万首诗，一首也未能流传下来。
只有思想和艺术真正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经受时间的淘洗，流传后世。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不知道，唯有努力而已。
作者介绍
郑允钦，江西浮梁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作协名誉副主席。著有童话专集16部，《好蛇索索米》、《镜子里的脸》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新中国六十年儿童文学精选》、《百年童话精选》等多种选本。获各种文学奖37项，其中童话集《吃耳朵的妖精》、《树怪巴克夏》分获中国作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怪孩子树米》获第四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一根头发和十座金矿》获全国童话名家邀请赛金冠奖。《蜗牛创造的奇迹》获全国微型童话征文大奖赛二等奖，《得天独厚的星球》获《儿童文学》杂志想象征文竞赛一等奖。获奖童话合集《吃耳朵的妖精》由中国作协高端评委会列入“百年百部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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