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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幻文学现状：作家数量不超百人 没有专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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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伴随着刘慈欣获得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近一段时间的中国科幻文学成为一股热潮，就连上周末举办的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也受到了高过以往的关注度。然而《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却冷静地将这种状况解释为“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他认为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不相适应，市场需求在增加，年轻作家的规模却有限，能创作长篇的更是屈指可数，后备力量可以说有些青黄不接。
14日，姚海军、刘慈欣与科幻作家王晋康、张冉、宝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中国科幻文学新生力量在哪里”为题展开了一场探讨。同时，这也是《2014中国最佳科幻作品》的新书发布仪式，刚刚荣获第26届科幻银河奖的张冉《大饥之年》、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吴岩《打印一个新地球》、桂公梓《金陵十二区》、陈梓钧《卡文迪许陷阱》以及索何夫《风暴之心》都被收录其中。从今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每年选编一本全新的中国科幻小说年度选集，以期对中国科幻创作每一年度的整体风貌做一次客观的勾绘和梳理。而图书主编姚海军则更希望借此发掘更多的科幻新人，让中国科幻得到持续性发展。
从事科幻写作多年的王晋康指出，现在全国的主流作家有几万人，而科幻作家还不到三位数，更重要的是真正有科幻情怀的作品不多，更多的是商业行为。尽管如此，他依然对中国科幻的未来抱有期望：“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科幻文学是最具有未来性的，跟社会发展是非常密切正相关的。如果中国的发展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在一个盛世需要昂扬向上的文学、能够看未来的文学，而不是像中国文学现在更多的是看过去。这个方面来看，中国科幻文学具有发展的动机。社会发展以后，也会有很多的读者和作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和白领。”
刘慈欣认为科幻是创意密集型的文学，一个长篇要有很多创意才能支撑起来，而短篇只要一个就够，所以短篇比长篇更容易创作，更容易发表，也更容易吸引大量作者来参与创作。但是，对一般的科幻作者而言，从短篇跨越到长篇真正的障碍不在于写作本身，而是写作之外的现实问题。“现在中国没有专业的科幻作家，都是业余的。据我所知，科幻作者是学历最高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工作都是很忙的，抽出时间写长篇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并且写作出来的长篇是否有可能出版也是非常关键的。
姚海军说刘慈欣本人就是从短篇开始一直积累人气和创作激情，成功把中国科幻带入到世界范围的。他认为刘慈欣的聪明之处在于调整自己以适应读者的阅读感受，提供给读者只在科幻小说中才能得到的快感。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作家拥有开阔视野，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使中国科幻经历了浓缩式的发展。可惜每个类型的探索都有限，没有形成过创作主潮，更没有潮流的旗手和纲领。刘慈欣的成功，让中国科幻找到了一个主潮，吴岩将其命名为“新古典主义”，既继承了传统硬科幻的密集创意，也创作新的表现风格和与现实的对接。今天的很多年轻作家都在按着这个大趋势走，不足的是目前只有这一个潮流成为气候。
关于雨果奖对中国科幻的意义，作为获奖者的刘慈欣并不乐观：“它最明显的效应就是会促进中国科幻文学向英语世界输出。至于对国内科幻文学的推动，我个人认为它的推动力量是比较有限的。比如它会让国内媒体的注意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到科幻文学上来，同时它也可能让政府文化部门、出版部门的注意力也集中到科幻文学，甚至由此产生一些对科幻文学有利的政府政策、扶持政策等等。但是，中国的科幻文学长期以来都是很薄弱、很低迷的基础，我不认为凭着一部作品获得一个国际大奖就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同时，刘慈欣还强调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和科技发达的时代，写他那样的科幻小说会越来越困难，因为从好的创意到构建故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等故事构建得差不多能写的时候，这个想法已经平淡无奇了。
姚海军也认为目前科幻需要各方面的关注，但科幻作家是中国文学序列中最野生野长的，而且这样其实很好。“科幻作者没有人靠版税，都是出于热爱。”
凤凰文化在现场也就关心的一些科幻文学问题同与会嘉宾进行了讨论：
凤凰文化：我注意到姚海军老师多次提到产业化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的对科幻文学本身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比如，根据其他类型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也不少，有些的票房和收视率也很高，但真正产生的对原著的阅读效果并不乐观。科幻产业化也有可能推动的并非科幻文学本身。
姚海军：产业化看起来很美好，对于创作的反哺未必是我们理想当中的效果。但是，产业化是必须推动的，如果这个类型不能向其他领域延展，就没有办法获得发展。对于作家来讲，怎么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出版者，要把好的作品做更广泛的推广，那就需要产业化。产业化是出版者的课题，要出版好的作品，出版好的作品不能就此结束，出版人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后面的工作是我们应该推动的。
凤凰文化：王晋康老师也说科幻文学虽然有雅文化的属性，但还是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学。其它的通俗文学，比如盗墓题材、穿越题材，甚至早年的武侠、言情，不管经历多长时间，在大众层面对这种文学的阅读还是比较欢迎的。科幻文学也是通俗文学，为什么它产生的影响力没有那些类型文学这么大？中国的科幻文学虽然发展得也不是多么快速、多么繁荣，但它的发展历程也不算太短了。
宝树：我觉得有很多原因，比较深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科学文化没有很扎实的土壤。外国有个很流行科学类型叫蒸汽朋克，想象19世纪那些巨大的机械体，是很有意思的想象，而中国几乎没有这个类型，有也是极少数的热爱者，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大蒸汽时代。
对我们来讲，科技是个舶来品。中药广告词当中基本上都会说这是西藏、云南传统的药材，有滋阴补阳的功效，用传统话语讲就很有信任感。你告诉他这是高级的基因工程缔造出来的东西。当然这也可以，但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他可能相信它有力量，但他会想是不是有很大的副作用，吃了以后会不会变异。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张冉：不管什么类型的文学，最好的东西永远是可以一直流传下去，我们现在讲到武侠还是想到的金庸、梁羽生。只要给中国科幻足够的时间，产生出一批特别好的作品，一样可以流传下去。过多少年以后，我们记住的还是这些名字，没有问题的。
凤凰文化：科幻文学是面向未来的写作，将视野和世界观扩展到地球之外的全宇宙。区别于其它的文学，比如中国的现实题材就立足中国的现实环境，美国的现实作品就立足于美国的社会环境，都带有民族性在里面。把各个国家的作品拿来，可以很清晰地分辨出它的特色。科幻文学采取的价值观已经超出世界主义，到了宇宙主义，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发展推动中国科幻，当我们把“中国科幻文学”这块牌子打出来时，所谓中国科幻文学的特色属性怎么体现？除了它是用中文写作的。
王晋康：科幻作品应该说是最世界的作品，但作者是中国的，肯定要带着他的人生烙印、他的感情。随便举两个例子，我写的《替天行道》，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转基因。在作品中，上帝是一个中国人，他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再比如这本《逃出母宇宙》，里面的人物完全是中国人的形象，变成美国人的名字，他们肯定不认同，这就是中国的特性。从思想基调来说，它应该是世界的。
宝树：从中国社会上成长起来的作者，潜移默化的就带有中国的东西。大刘的《黑暗森林法则》，我看到一个评论说里面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黑暗森林法则》讲的不只是消灭其他文明，还有隐藏自己，这跟《孙子兵法》里提到的奇兵有相通的道理。西方更强调正面的对抗，而不是用各种计谋、隐藏。这是中国军事理论中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可能就是中国性。
刘慈欣：美国记者采访关于《三体》的问题，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美国读者看我的小说是因为它是科幻小说，而不是因为它是一本中国的科幻小说”。真的能达到那一天，才是中国科幻小说真正成功的时候。我不否认东方文化因素和各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因素在科幻小说中的重要性，但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我不在意。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人类在科幻小说之中是成为一个整体的，并不是像现实当中要分主流的。人类在科幻小说中所面对的危机和未来都是整体的危机、整体的未来，不是某个人、某个民族的危机和未来。在我来说，我不在意把中国的元素融入到科幻里面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即便你不刻意这样去做，肯定也会在书中表现出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历、思想、世界观，这是肯定会表现出来的。
我们对主流文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觉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能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对科幻文学来说，我并不认为它是适合的。对科幻来说，世界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东西在某些作品中很重要，但整个科幻文学需要有一个世界的视角。
凤凰文化：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问题。在主流文学领域，一直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就是弑父、弑兄。新一代的作者出来以后，尤其是在一个潮流的写作当中，往往这个潮流的主旨是针对上一代写作者的写作模式，或者是针对他们的表达提出立场鲜明的批判，或者是通过反拨来进行这一代的写作实验。但好像科幻界很和谐，科幻文学的年轻作者一代，有没有对前人的写作有类似的情结？
张冉：我觉得科幻不存在这个问题，科幻是讲究可能性的，这个可能性有无穷多个。你只讲自己的可能性就可以了，没必要推翻别人的可能性。这不存在对立关系。
宝树：主流文学中，上一代创立出的规矩是很严明的，对下一代的作者构成了很大的桎梏，他们一定要挣脱。科幻恰恰相反。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像王晋康老师、刘慈欣老师他们的作品，我们都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完了就没了。在我们自己进行创作的时候，通过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想法，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科幻还没走到强大到能束缚下一辈的程度。我们更多的是继承和创新，也有很多幼稚和失败的地方。总的来说没有你说到的情况。
刘慈欣：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目前主流纯文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它几乎已经变成形式的文学。科幻是内容的文学。换句话说，主流文学“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而科幻关键在于“说什么”，“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主流文学中对上一代的反叛、颠覆，主要还是颠覆在“怎么说”上，而不是颠覆在“说什么”上。
你刚刚说科幻的关系比较和谐，确实如此。我看到阿西莫夫的传记，他说了一句很可笑的话：科幻黄金时代的二三十年代，真的是很和谐，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科幻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大家都有共同的认同感，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会儿的科幻没什么利益可争的，后来美国科幻由杂志时代发展到单行本时代，一个有名的作家交一个梗概就可以拿几百万元版税，这个时候矛盾就开始出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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