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女，本名陈约红，儿童文学作家。湖南长沙人。幼时随父母来到云南，在云南红河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多年。现居昆明。在《儿童文学》《读友》《十月少年文学》等刊物发表儿童文学多篇。其作品多次选入《中国年度儿童文学》《中国优秀儿童文学精选》等各类选本及中小学阅读文本。著有文集《赶马人的城》《湘女自然文学精品丛书》《指尖上的精灵》等。散文《父亲的故乡》获首届冰心文学奖散文佳作奖。散文集《红渡船》获云南省 2015 年文艺精品工程奖。儿童文学《雪门坎》《白石岩》《象帮》分获第一、二、三届《儿童文学》金近奖。长篇儿童小说《飞鱼座女孩》获 2015 年首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铜葵花奖，2016年冰心儿童图书奖。儿童散文集《长翅膀的山》2017年被评为“上海好童书”。

　　
　　李秀儿，女，满族，1978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现为上海师大人文传播学院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曾多年担任电视新闻主播。在《中国作家》《散文》《少年文艺》《文艺报》《文学自由谈》《文学报》《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滇池》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获奖，小说《晚秋》获2017年度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已出版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花山村的红五星》等8部作品。
　　
　　那方天地
　　
　　李秀儿（以下简称李）：陈老师，很久不见，谢谢您能接受我的访问。我们今天的访谈从您的新书《驿路传奇》开始，这本书的故事也就是驿路的起点云南省红河县的迤萨，而那里是您插队生活过的地方，当年刚刚从城市来到迤萨，应该说落差还是很大的，慢慢理解融入当地生活有个过程，也一定有很多故事，您愿意讲讲当时发生的小故事吗？
　　
　　陈约红（以下简称陈）：小小修正一下，迤萨镇是红河县城所在地，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不是我插队的地方。当年知青分工，我分到红河县当小学教师（我写过不少边疆乡村教师的作品，正是源于这一段经历），后来调入红河县文工队（那时叫宣传队），我应该是农民进城了。虽然这座“城”，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极少有内地人愿意去的“边五县”之一，条件异常艰苦，但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于我非常珍贵。
　　
　　李：我也去过迤萨，觉得很与众不同，但是具体说不好，您觉得迤萨和其他地方有哪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给了您哪些文学上的灵感，与您后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有关吗？
　　
　　陈：你没有见过以前的迤萨，你可能体会不到那种“不同”带给你的震撼和冲击。
　　
　　初到迤萨，这座坚固无比的威严城堡引起了我深深的景仰：高耸的碉楼，密布的枪眼，大块青石板镶嵌的街巷，遍地栓马石，迷马桩，传统逼仄的四合院，高大紧密的中西式建筑……当时县文工队驻地就在一户赶马人家，很传统的四合院，古旧而精美。后来又搬到另一幢传统大院，更气派，更精致。而这样的建筑，在当时的迤萨，比比皆是。更引人的是那些中西式结合的“花楼”建筑，厚实的高墙，华美的内饰，那真是令人叹而观止（非常可惜的是，后来许多建筑都被拆除，很难再复制了）。文工队的年轻人，多是赶马人的孩子，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他们父辈祖辈的赶马故事和创业史。这为后来我这方面的创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李：红河迤萨独特的山川风貌和地理人文特点赋予赶马人以怎么样的性格和生存逻辑？这个逻辑与外地人与汉族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陈：滇南的哈尼族以红河为界，北岸是内地，属文化经济发达地区，南岸则为“江外”，是蛮荒之地，这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不少民族还处于“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蒙昧阶段。迤萨虽然地处“江外”，却因为马帮的发达，使这个地方既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又有着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吸纳，还有着境外西洋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内涵丰富的、色彩更为鲜丽的“马帮”文化。迤萨人性情温厚，聪明率真，乐观积极，他们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态度，既有着最朴素的善恶美丑，也有着最地道的自然天意，还有着最热切的文明追求。这应该是迤萨人与外地人甚至内地汉族根本的区别。
　　
　　李：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错了总是会找到被原谅的理由；长大后开始明白，时间是把杀猪刀，它似乎能改变一切，能改变爱情、能改变誓言、能改变承诺，甚至有时能改变对错。可是，您的作品当中，尤其《驿路传奇》这本书里的故事，恰恰讲述的是有的误解要用生命去偿还，比如《一把流浪的刀》，有的誓言要用余生去践行，比如《胭脂峡》，有的梦境要用终其一生的追寻，比如《桫椤寨》，一定要这样吗？
　　
　　陈：对于赶马人来说，一定要这样，也一定会这样。在我后来对昆明马帮、滇西马帮、怒江马帮，以及滇东北马帮的了解中，发现那些赶马人都有着一种共性，那就是说一不二，诚信忠良，那就是为人做事，要“像条汉子”。他们处理事物的智慧和方法，都很朴实，都有极其动人的意义和泪点。
　　
　　那方人
　　
　　李：就您小说当中叙事逻辑，我专门请教过红河的朋友，那些属于迤萨那方天地的、属于马帮人的故事，真实吗？可信吗？在当地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吗？他给我讲了他的爷爷的故事，爷爷当年很有名望、交友甚广，有一个败退的国民党军官投靠他，想暂避一时，风头过了直奔国外，出于义气，爷爷收留他，可是恰巧共产党的大队长来走访，正在寒暄之时，里屋的国民党军官偷偷从门缝伸出手枪，射杀了大队长，自己夺门而逃。之后几天，爷爷愧疚难当，自杀了。这个爷爷不是死于高大上的主义、信仰，更不是法律的制裁，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担当，我很震撼。因为不论文学作品还是影视剧，好像合乎逻辑的结尾，是不了了之。所以理解您小说中的人物，理解人与人，理解动物与人，可能要用另一套逻辑，充满敬畏、充满信任，对天、地、人充满责任和担当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是只属于那方天地，只属于马帮人的生存逻辑。
　　
　　陈：我尊重人性中最质朴的原点，既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生命链接，人与自然之间诡谲而又互通的敬畏感与神秘性。基于这一原点，对我所塑造的人物，他们与他们的所为，都有着特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制约。也是基于这一原点，我对我的文学创作中人与人，动物与人，甚至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总是在寻找一种更为恰当，更为融洽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并不仅仅限于迤萨，限于马帮，还贯穿在我所有的云南书写、红河书写中。
　　
　　李：您一开始就接受这样的逻辑吗？相信对当时您个人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创作上，和后来从事儿童文学有关系吗？
　　
　　陈：我崇尚自然，热爱生命，我的生存意识与做人方式，基本都来源于我从小所处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人。我很小的时候就到了个旧，然后辗转于红河两岸，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乐于吸收阳光，而本能地排斥阴霾。这一点，始终贯穿在我的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中。
　　
　　李：我们常说某地是第二故乡，可以说迤萨是您的第二故乡吗？算是您的儿童文学写作的故乡吗？它好像是个远在天边的存在，从昆明去一趟迤萨真的是太远了，太不容易了。您现在与那方天地的联系还多吗？在创作上，是不是写红河，写马帮更从容呢？您文学上疆域的拓展迤萨是底色和背景吗？
　　
　　陈：我把自己定位于红河人，这个红河泛指红河州，因为那里我都熟悉，每一个地方都有过长则数年，短则数月的停留。我把它们都视为我人生的驿站，迤萨只是其中之一。
　　
　　我与迤萨一直保持联系，我曾为它写作出版了长卷散文《赶马人的城》，拍摄了影视作品《无契之约》、《龙潭晨浴》，这两部片子曾获得全国百家电视节目展播银奖、铜奖。后来又应迤萨朋友之邀，写作出版了《马帮驮出来的侨乡——红河迤萨》一书。我有许多迤萨朋友，也曾一次次重返故地，追忆过去。可以说，在我的人生中，迤萨始终是一个记忆燃点，总会燃起我对它的怀想和热情，同时，迤萨也是我的一个创作源泉，让我的文学创作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李：您的作品，尤其像《驿路传奇》这样的作品，地域性很强，甚至具有唯一性，很难被模仿，因为同样的故事搬到其他的地方，逻辑上很难成立，即使云南本土作家也很难模仿，这种创作上的优势，会不会成为市场的弱势？毕竟这样的创作不可能分批次、成规模的生产？您也有这方面的苦恼吗？
　　
　　陈：我觉得不应该有创作的优势，市场的弱势这样的说法，我相信读者，当文明文化达到一定的高度，对真正的，优美的文学的欣赏，也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和喜爱。
　　
　　《驿路传奇》是我寻找到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又一种叙述方式。在我创作儿童文学时，我遵循的是情感与人性的主题，尽量用质朴简洁的文学语言，运用丰富的情节，来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性格、情感与命运，来增强作品的故事性和文学性。现在的孩子，阅读能力、理解能力都不可小觑。我相信，我的创作手法，他们能够接受，能够懂得，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我通过文字所传递的感情与内涵。
　　
　　在地性或生态书写
　　
　　李：这里我想借用一个观点：把一些不可移动的工艺美术作品，所在的场域，构成作品本身的在地性，及只能在那个特殊地点才能看到它，作品存在所依托的空间，成了作品的边界条件。如果用在地性的观点来看您的儿童文学作品与所处空间（也就是云南红河迤萨）的关系，发现您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很清晰的地域边界，也只有云南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才能孕育出这么强烈云南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驿路传奇》，无论把您的作品比作大江或是清泉，流淌的都是带有云南记忆基因的血液，一以贯之，这是云南儿童文学作家鲜有的一个的特点。
　　
　　陈：因为我创作的是我熟悉的题材呀，我写云南，写红河，写边地，写少数民族，写马帮……我在云南长大，云南强大、多元的本土文化，早已将我全面改造，让我潜移默化、全盘接受，并加以深化、理解，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创作理念，我所书写的是我经历过的生活原生态，也是我所理解的文学生态，确实有别于他人，恐怕再难改变了。
　　
　　李：文学与生态、地理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法，更不是单向的透视或镜子折射反映外部世界，阅读您的作品能够感受到这种融合爆发出的感染力和激情，我自己也开始学习儿童文学创作，在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体会是可以分享的？
　　
　　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物，这是很重要的。我的写作，如果放在北方，抑或是江南，甚至四川、贵州，更近一点，哪怕就是放在红河州以外的其他地方，我都会感到生涩，感到难以下笔（我也许可以写一些到此一游的散文，也可能写得很精美很到位，但真正的底蕴，我是找不到摸不着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源泉和自己的追求。
　　
　　李：您创作的故事，云南边地特色浓郁，个人标识十分鲜明，小说除了表层新鲜、奇异，有传奇色彩，故事本身还具有可供深入思考的内核。一个个离奇的故事背后，是复杂的人生况味，远远超越故事本身的传奇性，或许这也正是您的艺术诉求。
　　
　　陈：驿路上的传奇故事，既是茶马古道上曾经发生的、距离今天已有些遥远的故事，传奇性自然就必不可少了。虽然每个故事不尽相同，但我在处理时，有意无意让几乎所有故事都充满了似有似无、真真假假的神秘感。阿宝与通人性的猴子，从少年至老年，似断非断、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情感经历。在雪狼出没的雪门坎，年轻的巴郎与心爱的女孩失之交臂，自责、内疚、痛不欲生，甘愿穷尽一生守候。飞贼老刁不盗马、不抢货、不伤人、不偷钱、不偷马料、不掀驮子、不扛走驮包，只偷吃的。赶马人对他一点也恨不起来，只有老三爹恨他，因为他最爱偷老三爹家的东西。可是，这个飞贼老刁竟然是个孩子，更奇的是这个飞贼老刁竟然是老三爹的儿子……传奇性确实无处不在。
　　
　　李：“传奇性”和“在场感”是这类作品的要素，但仅理解到这些又是远远不够的。在云南，也有些人的作品，读后虽然感觉新鲜、奇异、刺激，却无从咀嚼，无从回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作品缺乏当下意识。而这，也是您这类写作最难处理和把握的地方吧？
　　
　　陈：是的，我坚持创作故事要发掘其意涵的多重性。除了表层新鲜、奇异，有传奇色彩，故事本身还必须具有可供深入思考的内核。《一把流浪的刀》乍看讲述的是一把流浪的刀，一把马帮从法属东南亚殖民地国家弄回来的小洋刀，而实际上真正讲述的却说流浪汉钱老大、走失的马帮小伙计男孩阿发以及他们的人生。
　　
　　我还注意讲述故事过程中的当下照应。《骑马坝》讲述的是很多年以前在一个叫骑马坝的山寨里发生的离奇故事，马帮头领的儿子阿宝在猴子的助力下名声大振，却被父亲赶走，很多年以后，父亲悔恨不已去世，老态龙钟的阿宝与猴子在故里再次相逢。而这个过去的故事，与叙述者“我”不无关联。“我”夜宿月黑风高的骑马坝，忽见一团黑影，毛骨悚然，房东老爹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于是，“我”当下的惊恐与过去的离奇串联在了一起。
　　
　　此外，着力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塑造，这恐怕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做到的基本功。故事是过去的，但人物却不独属于过去，成功的人物永远离不开当下。这也是优秀与平庸最大的一个区别，优秀的边地创作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平庸的边地创作只有猎奇的情节和故事。只有拥有当下意识的作品，才能超越故事表层，才能提供故事内里的咀嚼和回味。
　　
　　桫椤寨会在月亮上吗？有竹林、土楼，屋顶上开满丁香花，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桫椤寨会在月亮上吗？相信，或者不相信，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山猫穷其一生的执着信念和追求。老山猫就这么朝月亮上的桫椤寨走去，他的马儿换了一匹又一匹，生意做了一茬又一茬，人也一年年长大，从少年到青年、中年、老年……那个桫椤寨一直没找到，但他坚信，桫椤寨一定存在，抢了他铃铛的月儿也一定存在。以至于，“我”真的相信桫椤寨就在月亮上，也真的相信那个小姑娘月儿还拿着他的九响铜铃。“我想象着，在那大山深处，古道苍凉，一个老人，牵着一匹老马，戴着一只月亮石手镯，披着毛茸茸的黑披毡，就像一只真正的老山猫，撵着月亮，神色坚定，脚步笃实，一步一步，走啊，走啊……”老山猫相信，足矣。老山猫相信意味主人公形象获得了确立，而主人公形象的确立则意味着作品获得了读者的认可。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只猴子，满身白毛，佝偻着腰，骑在一匹东倒西歪的老马背上，踽踽而行，苦苦寻找着那个叫阿宝的少年。”边地不缺离奇的故事，缺乏的是从故事引出丰富的人生况味，超越故事本身的传奇性。
　　
　　李：陈老师，阅读你的作品，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大多是一些短篇，刚刚打开、走进，却又戛然而止，会感到有些不解渴。您未来的创作，特别是就迤萨、驿路、马帮题材而言，有创作长篇的打算吗？毕竟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总是瞄准长篇，对成熟作家的评价标准，好像也总离不开长篇。
　　
　　陈：好多读者看我的作品，都有你的这个感觉，都认为我的每一个短的篇章，都有发展成长篇的可能，因为其人物运行的轨迹，故事的循进，似乎都有拓展的可能。但实际上我对长篇创作，从来诚惶诚恐，不敢轻易触及。因为长篇需要更好的结构，更丰富的情节，更为直击心灵的叙事。长篇对题材选择，对作品的文学性可读性，要求更高更严苛。作者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广泛的阅读，长时间的思考和艰苦的文字磨练，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李：我个人很喜欢您的文笔，也很欣赏您这么多年来一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坚持，这里有太多的外人不能理解的艰辛和甘苦，回首来路，您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不容易，您后悔把自己的三十多年甚至更长的人生交给儿童文学吗？当初您为什么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选择这个文学园地的小苗圃，毕竟当年儿童文学还不像今天这么兴旺和繁盛。
　　
　　陈：我对文学的热爱从来没有减弱过，对文学创作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尽管我涉足儿童文学是后来的事，但在我的创作经历中，对文学并没有刻意的划分，我认为文学创作的核心，旨在展现文学的优美，传递人世间的真情，呵护所有的生命与童心。
　　
　　笔名生活于创作
　　
　　李：一些读者对您的名字比较好奇，也请您顺便说说创作和生活的关系。
　　
　　陈：谢谢秀儿。
　　
　　关于我的笔名
　　
　　我出生在湖南湘江边，五岁随父母离开家乡，在云南红河边长大，从骨子里我已经是一个地道的云南人了。为了纪念湖南老家，父母从小就喜欢叫我“湘女”。其实我对湖南老家极其陌生，去过几次，也是十分隔膜。但我很喜爱这个名字。在我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后，就特意用这个名字做了笔名，以慰我的出生地，以敬我的父母和湖南家乡的亲人。
　　
　　关于散文创作
　　
　　在当代，散文写作无疑是一件寂寞的事情，但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文体能很好地表达我的内心和我对生活的感触，并且想象空间辽阔，叙述方式自由，所以，我始终如一地痴迷散文的写作，并试图对自己的散文写作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探索，以拓展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关于当下的生活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非常不容易。一个人，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更不容易。我很珍惜我的当下，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学，写作已成为习惯，文字给我带来快乐，带来不断创造的喜悦。创作使我更加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目前，除了儿童文学，我也不排斥其他文体的写作，只要题材合适，我也可能涉足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特写，电视片脚本等文体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