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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难得一知己——怀念发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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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我今年92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与发稼相识,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了。我俩不仅兴趣、爱好相投,而且性格、脾气、秉性,彼此也都十分了解。发稼是我的挚友,我的好兄弟,可以说,他就是我这一生中难觅的知己、知音。 我与发稼结缘从《少年文艺》开始,它创刊于1953年,那时,我俩都是在大学读书的学生。大学时代,我就爱好儿童文学,记得写的第一首儿童诗《金达莉》,就是在该刊发表的。而相隔不久发稼发表的《我们是一群年轻的初中毕业生》,据他后来说,也是自己写的第一首儿童诗。从那以后,我俩对彼此的名字就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我又回到《少年文艺》担任诗歌编辑,他则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儿童文学研究,我们才真正建立了联系。开始,我和发稼的联系,大多是信件的来往,在信中谈各自的经历、创作和思考的问题,彼此才渐渐熟悉起来。我知道他对自己发表处女作的《少年文艺》很有感情,即按月寄赠新出版的刊物给他,而他也回赠由文学研究所主管、出版的刊物《诗探索》给我。直到有一次,大约在1981年的秋天,发稼回崇明探亲,我邀请他返京的时候来我家做客。这时,我俩才第一次见面。 那天,他来我家的时候,还带了家乡的土特产崇明米糕,以及自家种植的俗称芦粟,即甜高粱,也叫“二代甘蔗”。而在当时我与亲友往来中,馈赠的都是从商店购买的各式糖果、糕点,从没收到过这样的礼品。由此看出,发稼质朴、忠厚,也不矫情、做作。这份礼物,给我一种特殊的惊喜和亲切感。直到今天,每每想起来,似乎口中仍留有余香,又甜又糯。 作为《少年文艺》的诗歌编辑,如同我对其他诗歌作者那样,我也曾向发稼约稿,希望他将近作给刊物发表。也许他那时一心扑在儿童文学的研究上,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经我发过他的儿童诗。反倒是在发稼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儿童文学部分的时候,他竟想到了我,约我写约两千字的贺宜的条目。我珍惜他这次的约稿,可是,正值我爱人因抑郁症病住院,我必须在医院陪护。尽管《少年文艺》主编任大霖破例让我带了稿件在医院办公,附带照顾病人,然而我对在这特殊条件下写的并不满意,却又没法查找资料将它写好,遂不得不求助贺宜,最后经他详细修改才得以完成。这份珍贵的原稿,我已与其它书籍、资料一并捐赠给了浦东图书馆儿童文学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性的各种创作和研讨会议特别多。我与发稼都是许多会议的亲历者,因此,我俩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82年7月,《儿童文学》在烟台召开“全国儿童诗创作座谈会”。我与发稼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儿童诗研讨会,王一地、金近、金波、圣野、张继楼等儿童诗诗人都参加了,主要是探讨儿童诗创作问题,以促进儿童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特点是畅所欲言,敢于批评、争论。发稼与我不同,他显得沉稳、内敛,轻易不表示态度,表现得宽容、大度。 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发稼曾一度出现分歧。圣野是位老诗人,发稼对他很尊重,这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可这次会议是探讨儿童诗创作的问题,我听了他开始的发言,并没有涉及儿童诗,而是说了圣野许多好话。我终于按捺不住,向圣野开了一炮,批评他过于追求诗的数量,忽视诗的质量。由于我的发言,会议上立刻活跃起来。事后,大家说这个头开得好,发稼也同意这一说法。其实,我的发言是由他引起的。我和发稼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处世方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我俩的感情。 任溶溶曾在电话中温和地批评过我,他对我说:“古人说:做人要内方外圆,你是内方外也方。内方是好的,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外圆并不是圆滑,而是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什么事可以沟通、商量,即使你是对的,这样做,别人也乐于接受。”从我工作开始就与任溶溶同事,他非常了解我,时时提醒我“不要得罪人”,然而我的本性难改。就是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与发稼相处这么多年,而且感情越来越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与发稼的待人处世有很大关系。 发稼的朋友很多,尤其是儿童文学界的朋友,上至各级领导,下至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文学爱好者,大家提到发稼,没有人不夸他好的。发稼待人热情、真诚,乐于助人,不少人都受过他的恩泽,从心底里崇敬他。对此,我更有深切的感受。 1986年,我利用母亲的旧居,创办了第一个作家沙龙“泉舍”,开展各项文学活动,包括作品研讨、作家聚会,甚至为外地来沪的作家提供食宿。根据我的经济条件,全靠工资、稿费,很难应付日常的开支。发稼知道以后,第一个写信给我,表示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了解他并不富裕,所以被我婉言谢绝,可他一再与我商量,最后决定临时借给我一笔钱,以应急需,才解决了我当时的窘迫。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表示这笔钱,即使十年后还他都可以。实际上,等我的处境好转以后,也确实过了四五年。发稼待人如此慷慨,他自己又怎样呢? 发稼是我朋友中最节俭的一个人。他的衣着很朴素,出席会议或参加重大活动,总穿着那套深色的旧西服,一双普通的皮鞋,似乎没见他添置新的,更别说什么名牌了。就连他戴的帽子,也从不讲究,又土又旧,不知戴了多少年。有一年,汪习麟送了他一顶咖啡色、呢质的贝雷帽,他非常满意,才换了新帽子。 发稼在北京生活,平时外出很少叫出租车,有时开会可以报销,他也不怕麻烦,硬是要挤公交车。他去外地乘火车,吃饭舍不得买40元一客的盒饭。他的侄女冰冰告诉我,每次来上海去车站接他,因回崇明路远,总要带着点心给他充饥。有一年,冰冰看他穿了一件又重又不保暖的呢大衣,她买了才上市不久而又开始流行的滑雪衫(现今叫羽绒服)送他,他高兴地说:“哎呀,怎么这么轻,这么暖和!”冰冰对他说:“那么,你那件大衣就不要穿了,扔掉吧!”可是,他回北京的时候,还是舍不得,依旧带着它。 我没法细说发稼每次在上海的活动,但有两次重大的活动颇值得一提。一次是我以《作文大世界》的名义,为发稼举办“庆祝樊发稼七十诞辰暨儿童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另一次是我筹办的在海洋宾馆与上海作家们的聚会。 先说为发稼举办庆祝活动的事。在此之前,2005年5月26日,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刘先平在合肥为发稼举办了“庆祝樊发稼儿童文学创作50周年”。我参加了这次活动,时隔两年多,2007年11月1日,发稼在给我的手机短信中还提到:“那次你不辞辛劳,自费专程赶去祝贺,眷眷兄弟情谊,永铭心中!”因在此次活动的报道中有“《作文大世界》主编刘崇善专程由上海赶到会场,带来了上海市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贺信”,我开玩笑地对发稼说:“那次我也没有白去,《文艺报》还报道了,这是在为《作文大世界》做‘免费广告’啊!” 我在前面写了与发稼结识的经过,以及对他的生活、为人处世的印象。但我更想说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从他开设博客得到启示,学习他每天敲打点文字,从搁笔很久又开始练笔,并写出了几本新作。另一是退休以后,我创办《作文大世界》,请发稼担任编委,他为我的这份事业竭尽全力,作出令我感动的奉献。 发稼自2011年8月开设“樊发稼博客”,到2017年1月,他每天都在写,6年5个月至少写了2500篇各类文章。这些文章无论针砭时弊,揭露丑恶,仗义执言,干预生活,都写得言简意赅,文笔越发老练,时而犀利,时而温和,时而严肃,时而调侃,写来得心应手,令我十分敬佩。这些“博文”竟成了我每天必读的范文、学习的教材。我决心向发稼学习,自2013年7月也开设了“刺猬诗人的博客”,作为一种练笔,每天都留下若干文字,没想到却收获很大。几年下来,不仅写了200多篇“刺猬日记”,而且还有童话、短诗,后来汇编了《给孩子们的诗》《锦囊“妙”计》两本书。 在我写博客过程中,发稼始终给我鼓励,使我增添了信心和动力。最初,他读了我的小林系列童话,即写了《为刺猬喝彩》,说“有感于如今奇奇怪怪之童话乱象,他选择难度较大之常人体手法,每篇仅千字许,起承转合,深得文章学精髓。给人一点点温婉深情的提示,给人一点点含蓄内敛的点拨,给人一点点耐人寻味的启迪,给人一点点知识和美德的春雨般滋润……”此后,即将这些童话取名《锦囊“妙”计》编入由他和庄之明主编的“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美绘本”,于2015年6月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我在博客中写的短诗计有85首,汇编成《给孩子们的诗》,于2016年5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稼为此书作序,“序”中说:“一些内容格调低俗、不讲艺术形式、晦涩难懂的作品大行其道……刘崇善先生挺身而出响亮地提出诗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本《给孩子们的诗》,可看作是他所做的精彩的诗的呼吁和诗的发言。”在成书之前,他还将此“序”投给《文学报》《中华读书报》,虽然没有发表,但他的良苦用心令我感动,永远铭记在心。 我一生从事儿童文学事业,《锦囊“妙”计》《给孩子们的诗》也许是我最后留给孩子们的礼品,而它们却是在发稼的帮助下一起完成的。睹物思情,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这两本书,就会想起发稼。如果不是他,不是他的博客,我又怎会像他那样写下去,又怎会完成这两本书的创作呢?它们凝结了我和发稼的感情,是我俩深厚友情的见证。我曾多次向他表达感激之情,现在,虽然他已离去,我仍然要说:谢谢发稼,我的好兄弟! 在要说另一件事。2000年初,我主编的《作文大世界》创刊,这份刊物更拉近了我和发稼的距离。《作文大世界》定位于由作家来指导学生写作。发稼从一开始就十分赞赏这份刊物,撰写了《后来居上,卓尔不群》的推荐文章。其他像任溶溶等也非常支持,说“刘崇善的事就是我的事”,他不仅为刊物写稿,而且对刊物举办的各项活动,有请必到。发稼虽然没有这么说,可他为刊物所做的事,却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多。他写指导性文章,提供示范性的童年散文,点评大量学生习作。不仅如此,在他的博客上,不时选载《作文大世界》各类文章、活动报道,甚至刊登刊物目录,不遗余力地为刊物宣传、推广。以今天微信的方式表达,他的博客几乎成了《作文大世界》的“公众号”。 办刊物是一件难事,像《作文大世界》是一份民办刊物,自筹资金,自办发行,更是难上加难。发稼多次不要支付他稿酬,孙卫卫等朋友也曾这样表态。既办刊物又怎能不付稿酬呢?虽然我没有采纳,但心存感激,感谢发稼和众多朋友对刊物的厚爱和支持。2016年8月,《作文大世界》问世16年,终于办不下去而停刊了。最后一期,我没有写停刊启事,而在扉页上录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期刊物也没赠送朋友,但发稼很敏感,几次说他没收刊。直到最后一次来上海,还是向我要了一本,可见他对刊物的感情多么深厚,从此却不复存在了。 2006年2月20日,发稼再次来上海,这次他准备宴请上海的作家朋友。这年恰好是发稼70虚岁,我随想趁此为发稼祝寿。随于2月21日在淮海路南鹰宾馆举办了“庆祝樊发稼先生七十诞辰暨儿童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出席活动的作家有樊发稼、任溶溶、圣野、任大星、孙毅、张秋生、汪习麟、陆梅、殷健灵、郁雨君、任哥舒、程逸汝、章大鸿、刘崇善和发稼的家属。活动以后,作家们拍照留念,遗憾的是陆梅因事离开,未在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之中。此次活动,《文艺报》《文学报》都作了报道。发稼回到北京以后,特将这次活动的开支从邮局汇款给我,他在手机短信中说:“当年,吴然兄在岗时,发我东西,给我开高稿酬,我从没有拒绝,因为不是他掏腰包。……你不是这种情况,你是从刘记银行开支,而这个银行,看来银根偏紧啊。”但我还是拒收了,从邮局又汇还给他。 2014年4月3日,发稼与上海作家的再次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张锦江说:“这次聚会难忘而具有历史意义”。参加这次聚会的作家,除前次参加庆祝活动的部分作家以外,张锦江、简平、周基亭、郁雨君、刘保法、黄亦波也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定在提篮桥远洋宾馆旋转餐厅,大家一边欣赏黄浦江灯光璀璨的夜景,一边把酒言欢,其乐融融。没想到的是,该餐厅的菜肴昂贵,份量又少,大家几乎不敢动筷。原说由我请客,哪知席间郁雨君外出,竟不声不响地添了好几只菜,并结账付款,令我非常尴尬。殷健灵、陆梅打了圆场,都说下次发稼再来上海,由她们请客。但这是发稼生前最后一次与大家聚会,也算是最后的晚餐吧,却再也没有给她俩机会了。 发稼最后一次来上海是在2018年10月,他并非前来与上海朋友们最后告别,而是他得了一笔卖房子钱,当时除了给两个孩子,还要给他崇明的亲人,这次是特地来探亲和赠送钱款的。他的弟兄姊妹,每人分得3万,同时,也汇给夫人刘曼华在湖北的亲属。侄女冰冰很受感动地说:“二叔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可他对人却这么慷慨大方,而对自己却那么节俭,甚至觉得有点吝啬。”发稼就是这样的人。他关心别人,乐于助人,从不考虑自己。 发稼体弱多病,难怪他多愁善感,多年以前,他在墓地祭奠母亲的时候,曾声泪俱下地说:“姆妈,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您了……”我和汪习麟都将此话当做笑谈,即使这一次,我俩依然与他相约,下次在五星级宾馆接待他。他也意外地允诺了,哪知这倒真正的是最后一次,发稼就这样不辞而别,悄无声息地走了。 凡夫说:“发稼,一位难得的好人。可惜走早了。”许多他生前的好友都很怀念他。人间自有真情在。发稼走后,很多朋友写了怀念文章,仅我看到的就有束沛德、金波、高洪波、张晓楠、萧袤、张菱儿、安若水、刘希涛等人。 发稼逝世四周年即将到了,我至今没有写片言只语,心里总有一种愧疚之感。当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健康状况欠佳,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才开始写这篇怀念文章。尽管我已不能坐着在电脑上打字,只能在沙发躺椅上从手机上来写它,终于写出来了。我感到一身轻松,也很欣慰,也许某一天,我告别人世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作为发稼的挚友、兄弟,我完成了唯一的夙愿,死而无憾了。 2024年5月18日至24日于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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