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教育｜诗歌｜小说｜答案
今天是农历十二月初三，父亲八十寿辰。特将收集在《哪条路比父亲更长》一书中的作品刊出，祝福父亲健康长寿！并答谢朋友们的关心。
去年我将这部书送给父亲，父亲曾写给我家亲朋一封信，我在博客中刊发了。信是这样写的：“在全家人欢聚一堂祝我健康度过七十九个年头之际（旧历十二月初三），唯斌代表第二代送我一本书，里边有他一篇文章。我们看后十分感动，心里热乎乎的，特复印一份给您们，以分享这人世间少有的温馨亲情。”这以后，很多读过这篇文的亲朋对我说起他们的感慨，我想都是基于对人之重要情感的共识吧。
我在去年披露这篇作品的消息时，朋友们希望我在博客原文刊登。时隔一年，我完成了这个操作。我想告诉你们，写这篇文章，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发表这篇文章，我也下了很大的决心。不说为什么，都在文章里。
在我做父亲已经十几年了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你恨你的父母吗？”我十分惊讶，反问她：“为什么要恨我的父母？”她说：“是他们把你弄成这样的！”
这位年纪不大的足疗按摩师，端着我病残的双脚，若即若离地揉着，笑脸单纯天真，问题简单幼稚，她是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和父母的关系，凭着直觉就发问了，这简单直叫我心痛。我无法向她解释也无需向她解释，我很坚决却平淡地告诉她：“我不恨父母！”她自说自话着：“要是我就会怨恨父母。”随后手法也变得温柔，仿佛世界上只有她懂得关爱这双病脚。
恨父母？这竟是我几十年想也不曾想过的问题。
老人说我是在出生后十一个月大时突发高烧把腿烧坏了，说那是我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日子。这一场大病让我从此不知道正常走路是什么滋味，就更不用说跑了。奇怪的是，几十年间能记住的梦里大约有两三次梦见自己在跑，艰难而兴奋地奔跑，而每次梦见跑都会醒来，醒来更明白是个梦。
我可以想像，当我软的像面条一样的腿再也无法支撑身体站立的时候，年轻的爸爸妈妈是何等的焦急。据说能带我去的医院都去了，能帮我找的大夫都找了。父亲的同事对小小的我说：“给你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都高。”我当时就想，这得多少钱呀！
我六、七岁时，父亲母亲打听到保定农村有个能人会治瘫痪，借着单位大解放卡车外出的机会连夜就给我送乡下去了。去了才知道所谓的神医就是把病腿揉吧揉吧，拿夹板固定数月。我看出父亲既然人已到就试试的想法，很配合地被固定在农村的土炕上。我仰着头白天望木窗外的天晚上数星星，竖着耳朵听院子里孩子玩耍的嬉闹声和大黄狗吓人的吼叫。入夜，煤油灯还不敢多用，人家不给那么多媒油。尽管在漆黑的屋子度日，也还充满希望，一家老小盼着我松了夹板就可以走路，乐观地坚持着。可是夹板松开后，我也没站起来。为我绑夹板的人说我在治疗后需要慢慢恢复，暂时不能改变姿势，父亲决定找担架抬我回家。担架是两根钢管穿了帆布做的，一定很重，我躺在上面看农村的土路一点一点晃过去，走了很久才换上马车带我们到火车站。我父亲书生气十足，身体又多病，扛着担架气喘嘘嘘汗流浃背，那努力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火车拉着我和文革期间串联的红卫兵一起回到北京。当听到嘹亮的革命歌曲不停地在火车站回响，我真的以为到家后我的腿就会好起来的，那歌声总是让人想象美好。
这次治疗无疑是失败了，但并没有影响父母为我继续寻医问药的信心。我在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大小手术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站起来走路了。
可是当我到了上学年龄时，能走的那几步路不足以支持我走出家门。在两次报名上学后，我都没有去过学堂，没能成为真正的学校学生，最像学生的仅仅是同学把每天的作业拿回家让我做。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同学提议用儿童玩的小三轮车推我去了学校看看，当了半年一年级学生的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班，见到了我们的班主任。这次特殊的游校经历，形成了同学自发推我上学的决定，我从此开始了真正的上学生活，那年我已经九岁了。之后的上学路也几乎都是小同学陪我走的，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从小三轮到我可以拄个拐走，都是自己上下学。
我对此很有感触。因为我现在很独立，有很多事情在做，不仅能走，而且走得很远，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处走。现在的能走想想也是父亲母亲从小就让我自己走的结果。如今不送孩子上下学的父母都少，何况一个不能行走的孩子。至于一个小孩在雪地里七扭八歪拖着残腿走着摔着摔倒再爬起来一身汗走到学校，他的父母看着心里是什么滋味，为人父母的人心里都清楚。但这其中的深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的。我在回答我为什么会这么独立的问题时，曾经很认真地说过：“我父母从小就让我自己上下学。”这说起来普通，对我却很重要。我可以满地爬但不会喊让父母抱，父亲母亲让我知道我可以依靠的是土地、自己的腿和手里的拐杖。
我是一个六门初中功课用百分制考试期末可以考得599分的学生，上学的事没有用得着父母操心的，唯独快毕业时我感到了他们的焦虑。我喜欢画画，练了好多年的速写素描，一心想能当个画家，中学老师也向美术院校推荐我，结果因为我的腿疾各个学校都拒绝接收。当时我很郁闷，因为我的两个老师都是身患腿疾的画家，一位还是徐悲鸿先生的弟子，北京画院的专职画家，怎么到了我想学画都不行。深造美术的想法因此受到挫折。到了考高中，我的统考成绩超过被录取同学好几十分，但那所重点高中就是不要我这样的学生，这就等于宣布我不能参加高考。这对一个求知欲望强烈的孩子打击极其巨大，对孩子父母的打击更是残酷之极。
虽然没有听父母面对面和我说过什么，从他们得知我的求学路中断后到处求人帮忙找学上找工做，我知道他们真急了。
两个爱面子的知识分子拉下了他们薄而又薄的脸面，为的是让他们的残疾儿子活下去。
几经周折，我去了他们供职的企业。生活有了保障，自尊却丢失了。不论我多么努力，我在这几千人的企业里总被人当半个人看待，经常要面对无端的嘲笑和白眼，父母也总是背着为子女谋私利的名声。这让我很不自在。就在我已经从车间工人做到机关干部的时候，我离开了那家国营大企业，和朋友独自下海闯荡去了。
下海之前，我给父母写了很长的信，以求得他们的宽容和理解。我告诉父亲母亲我将离开他们为我安排的企业，为新生活开始闯天下。为了争取一次获得通过，我声称那更符合改革开放的形势和他们对我的教养方向。那时心情虽然亢奋但也忐忑，虽然他们不同意我也会决意去干，我还是希望他们支持我，已获得日后的和谐。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父亲回了一封长信给我，信中表示基于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尊重我的选择，支持我的想法。也许是他们看到了这个儿子的潜力，或许也是我们共同寻求的解放。
母亲的朋友曾经告诉我，我的母亲对远在海外的舅舅说过，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子落下了终身残疾。我的舅舅宽慰她说，孩子自有孩子的福气，做母亲的不必歉疚。这个情节我从没有向母亲求证过。她和舅舅说起我时我还小，如今看到儿子生活事业都还有质量，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已经释然了。其实，在我看来，她最大的遗憾应该是在十来岁的时候就和她的父亲永久分离，外公带着舅舅去了台湾，外婆带着她留在大陆，随后几十年天各一方，音讯全无。我不管什么样子至少没有遗憾到她见不着我。
就是这样，母亲也从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她对人生不如意的不满，多重的压力下我看到的总是她的不紧不慢地做事，不慌不忙的坚韧。我年轻时想过，母亲这个曾经的富家大小姐也能承受下放农村的劳动，承受无父爱之痛，承受孩子残疾之伤，真是女性柔中带刚的典范，将来我娶妻也要娶个像母亲一样漂亮的梳着大辫子的姑娘，温柔还得坚强。
虽然母亲现在还要经常嘱咐我走路要当心，但我看得出母亲对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积极的生活态度，殷实的生活质量都足以让她放心。人不是靠拥有多少财富来证明自己，并向父母交待的。我现在很自立，自己做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思想影响着很多人，父母应该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在我的第一部作品集《余途寓言》出版后，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很满足地把书介绍给别人：“这是我儿子写的书！”这似乎是说，我们的儿子很完美。
一个残疾了的孩子期待什么样的完美呢？一个有了残疾孩子的父亲母亲期待什么样的完美呢？
拖着残腿爬上长城顶端，面对外国朋友伸给我的大拇指，我感到我和长城一样骄傲；在埃及金字塔前漫步，我会为我血脉里流动着同样的人类文明基因而感到自豪；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旁伫立，几十年一步一步穿行地球东西南北，我感到我与自由女神同样高大；在马来西亚海滩，我赤裸着不那么健全的双腿畅游大海，我感到我是那么的自由。
这一切不都是父母给与的吗！
二十年前，我结婚的日子，我骑着自行车去接妻子，在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后我们入了洞房。第二天，父亲小心翼翼地问我：“行吗？”我开始没理解他在问我什么，愣了一下忽然明白了，脸开始发烧，我赶紧回答：“没问题。”他放心了。不久，他真的放心了，我的女儿健康可爱地降生了。
父亲母亲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就是在做一道人生的题目，父母做的是解题的准备，交待的是解题的思路，为人孩子要给父母一个答案。
2009年6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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